楊馥如

一、離開小學，並沒有離開教育

楊馥如在台北民生社區長大。依她在 2022 年的訪談回憶，大學畢業後，她當了六年小學教師；這條路起初符合家人的期待，但她逐漸感到自己並不適合那種體制生活，最後決定離開。這是她生涯裡一個重要的斷裂：不是失去工作才另尋出路，而是已有一個可被家庭與社會理解的位置，卻不願繼續待在裡面。來源

她的教育經歷也不是一條直線。出版者簡介記載，她取得輔仁大學德國文學與英國文學雙學士，之後到牛津大學讀應用語言學碩士，再到義大利特倫多大學取得大腦與神經科學博士；博士班期間，又在倫敦取得葡萄酒與烈酒專業認證。這些訓練分屬不同的知識制度，後來卻都出現在她的公共工作裡。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她沒有把離開小學描述成對教學本身的否定。她後來談羅大里時，仍以「退役小學老師」的位置說話，而且明確把《想像力的文法》視為影響自己教學的重要著作。這表示，早年的教師經驗不是一段被新人生取代的履歷，而是持續作用的底層訓練。來源

我的理解是：她離開的主要是教育的既定組織形式，而不是讓別人理解世界的工作。後來她有更多自由決定入口、節奏、材料與受眾。學生可以先對食物好奇，再接近歷史；先聽故事，再願意看一幅畫。教師不再只是按課綱傳遞知識，而是設計一種相遇。

不過，不能因為這個後來的結果，就把她早期每次轉向都解釋成已經想好的布局。現有資料支持的是一段逐步累積、重新接合的過程，不是她在離職時便已規劃完成的職涯藍圖。

二、義大利不是背景，而是另一套學習關係

她與義大利的關係，起初也不是今日這種成熟的文化講者位置。

《義大利音樂廚房》的自序記載，2005 年夏天她第一次到義大利，在佛羅倫斯偶遇一位台灣女高音，後來受邀到對方家裡住；這段關係延續下來，對方甚至在她婚禮上獻唱。2006 年，她認識後來被稱為「豆豆先生」的丈夫，同年夏天移居牛津。她在英國的共同廚房裡與不同國籍的人煮飯、聚餐，食物成了組織交往的方式。來源

這裡有一個容易被旅行敘事遮住的層次：她取得的不是只有「去過」某地的經驗，而是逐漸被納入別人的生活。暫住、聚餐、婚姻、鄰居與親戚，各自打開不同的知識入口。

《真食義大利》的出版介紹與作者自述，尤其清楚呈現了這一點。她跟婆婆學家庭料理，與家族女性一起準備聚餐，也從地方菜與家族食譜走向產地。做肉丸、手工麵，如何掌握休息與熟成的時間，都不是只靠餐廳品嘗便能理解的事。來源

家庭在這裡是一所不頒學位的學校。 它傳授的不只是配方，而是什麼時候該動手、什麼時候不能催，哪些差異值得堅持，哪些步驟要看材料而不是看鐘。這也讓她後來談「慢」時，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從休閒美學出發，而是從製作的節奏出發。

但這種家庭學習不能全部收編成她個人的天賦。她能寫出來的知識，也由婆婆、親戚、攤商與生產者供給。尤其家庭料理裡大量由女性承擔的勞動，在出版市場上往往被濃縮成一位作者的名字。把這些提供者保留在視野裡，才看得見她的作品真正依賴的社會厚度。

她的丈夫 Gianfranco Girelli，在公開報導裡是生活與移居的重要伴侶。但資料不足以進一步判斷兩人的家務分配、財務安排或誰支持誰的事業；婚姻提供了關係上的進入，不應被直接推論成經濟依賴。來源

三、四本著作，四種不同的文化工作

《義大利音樂廚房》：改變進入古典文化的順序

2017 年的《義大利音樂廚房：古典音樂好好吃》，把作曲家、飲食故事、食譜與聆聽線索放在同一本書裡。書中的帕格尼尼、羅西尼、威爾第等人，不只是作品目錄上的名字，也有胃口、家鄉與生活習慣；書籍本身則結合文字、料理與音樂連結。來源

它所改變的，首先是學習的順序。讀者不必先懂曲式與音樂史，才取得接近作品的資格；可以從一頓飯、一道地方菜或一段人物關係開始，再回頭聽音樂。這不是用美食代替音樂，而是替音樂安排一個比較不令人退縮的入口。

其風險也在同一處：如果讀者最後只記得大師愛吃什麼，文化便可能被縮成趣聞。這類作品真正是否成立，要看那些故事能不能把人送回作品，而不是永遠停在作品旁邊。

四、她實際怎麼教：不是增加資料，而是重排入口

2017 年，她在輔仁大學英文系開設「美食文明史」。依她自己的介紹，課程從荷馬史詩中的宴飲，延伸到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與近現代，結合歷史、音樂、美術及校外參訪。來源

這不是把食物當成通識課的暖場。食物在課程裡是一個可以持續追蹤的對象：它穿過文學作品、社會制度、藝術表現與日常身體。學生不必在每換一個學科時，就重新面對一套完全陌生的起點。

她在 MUSICO「舌尖上的 DO-RE-MI」專欄裡也使用類似方法。例如談「愛的城市」時，從自己大學讀莎士比亞的記憶出發，接到義大利城市，再接《羅密歐與茱麗葉》的音樂改編。文章的動線不是先講完整莎學，再講完整音樂史，而是讓不同媒介照亮同一個故事。來源

另一種方法則是讓讀書與行走互相干預。她在讀《食托邦》的文章中，記述自己帶書去旅行，把閱讀裡對食物、土地與生活的提問，帶進義大利的市場和生產現場。這不是用旅行照片替書中觀念配圖，而是讓書決定自己會注意什麼，再讓現場增加問題。來源

由這些公開作品，可以歸納出她的一套工作傾向——這是對成品的分析，不是她公開過的標準作業程序：她先找到一個可以感受的對象，再補進語言、歷史與人物關係，最後讓受眾有機會去聽、去看、去吃，或親手操作。

這需要的不只是博聞。講者必須判斷，哪個細節足以承載更多背景，哪一段知識應該暫時放下。她的強項比較接近教學上的編輯能力：安排理解發生的次序，而不是一次把所有資料倒出來。

五、繪本翻譯：她工作的另一個中心

如果只讀飲食書，很容易低估她在兒童閱讀與視覺文化上的投入。

她的譯作包含酒莊、修道院膳食與古典音樂相關書籍，也包括《白花之愛》《大開眼界》《莫那利的機器》《暗夜中》等圖像作品。這份書目顯示，翻譯不只是附帶的語言服務，而是她與不同知識世界建立長期關係的工作之一。來源

其中最能具體確認的思想來源，是賈尼・羅大里。她翻譯《空空先生》，又撰文討論文字遊戲與想像力，並直接指出《想像力的文法》對自己的教學生涯有重要影響。她欣賞的，不是把某種正確價值包裝成孩子容易吞下去的故事，而是語言如何容許人跳出既定組合。來源

這也使她對「無所事事」的興趣，多了一層教育意義。沒有立即交付成果的時間，可以是讓材料重新組合的空間。但這一點首先是一種教學與生活判斷；她文章中用神經科學加以說明的部分，仍然應與這個判斷本身分開評估。

莫那利則提供另一條線。她翻譯的《莫那利的機器》，不是把機械知識簡化給孩子，而是以機器、圖解與荒誕想像重新安排日常問題。《暗夜中》則讓紙張、透明度、孔洞與翻頁參與閱讀。她因此不只在翻譯義大利的「內容」，也參與了某種閱讀方法在台灣的流通。來源

這兩位作者與她工作的關係，可以作一個有節制的區分：羅大里是她明言的思想影響；莫那利則是可以從譯作確認的長期接觸對象。 不能只因為作品相似，就替她補上一套未曾說過的師承。

但兩者的交會確實有助於理解她：知識不一定先是一段解說，它也可以是一個讓人願意動腦、動手、重新觀看的設計。

六、「好好生活」不只包含愉悅，也包含困難

她的公共形象經常圍繞美食、音樂與生活之美，但她在 Openbook 的文章，並不都停在愉悅經驗。

2023 年，她寫〈簡單說真話：透過繪本與孩子談戰爭與恐懼〉。起點是義大利朋友的孩子因戰爭影像而不安，朋友向具有小學教學背景的她求助。文章討論《戰爭》《遷徙者》，以及由她翻譯的《戰爭改變了小圓城》。她關心的是：成年人如何不以虛假的安心遮蔽現實，又不把孩子留在無法消化的恐懼裡。來源

這與她其他工作的連續性，不在於都「療癒」，而在於都需要中介：一個難以直接面對的東西，如何透過敘事、圖像與對話，取得可以理解的尺度。

她讀卡洛琳・史蒂爾《食托邦》時，也沒有只摘取慢食與美好餐桌，而是討論廉價食物背後的代價、農業與都市的關係，以及生產者承擔的環境與勞動問題。她所重視的食物，因而不是純粹個人品味；它牽涉誰做、怎麼做，以及便宜的價格把哪些成本藏起來。來源

2024 年，她讀《這不是我的家》，又把注意力放在遷移、家庭記憶與歸屬：孩子隨家人從美國來台灣，必須理解一個自己尚未認得、卻已經與家族歷史相連的地方。這裡的「家」不是漂亮生活的容器，而是需要透過別人的故事才能逐步進入的關係。來源

這幾篇文章修正了對她過度單一的印象。她確實經常談生活的可喜之處，但也在處理害怕、離散與責任。只是她通常不以政治評論者的姿態進場，而是從如何閱讀、如何吃飯、如何和孩子說話開始。

七、台南：第二個家，也是對「義大利經驗」的檢驗

2024 年的《VERSE》口述訪談，把移居時間說得很清楚：她與丈夫在 2020 年成為台南新住民。她描述的日常不是名勝清單，而是去保安市場的短路程：碰到鄰居、和攤商聊天、買椪餅配咖啡。因為市場近，家裡不需要很大的冰箱；因為反覆碰面，原本陌生的人逐漸變成生活裡可以辨認的面孔。來源

這些細節比「台南像義大利」更有解釋力。

她喜歡的，是一種生活安排：採買、社交與飲食不必完全分開，熟悉感由重複往來形成。在她的敘述中，義大利鄰居送蛋糕與台南鄰居送食物，具有相似的意義；不是兩地文化相同，而是她在兩地都能進入某種彼此照面的生活。來源

2022 年的報導提到，她當時會在工作後長時間散步，甚至一天走上四小時。這個數字應理解為那段生活的自述，不能當成她永久不變的作息；但它說明，她對城市的熟悉不是幾次踩點，而是大量重複經過。來源

她用義大利看台南，也讓義大利不再只是遙遠的理想國：某些值得珍惜的生活條件，可以在台灣重新找到。反過來，台南也迫使她的文化知識接受在地經驗的檢驗——如果一套欣賞能力只能在歐洲名城運作，回到台灣就失靈，那它可能比較接近身分消費，而不是穩定的感受力。

不過，「台南與義大利很像」終究是她的比較視角，不是對兩地社會的全面描述。她所見的從容與人情，不足以代表所有居民，更不能抹去生活成本、工作負擔與城市變遷。這種敘事最有力量的地方，是讓某些細節重新可見；最需要節制的地方，是把局部經驗說成整個地方的本性。

八、她的網絡：不是一張名人交遊表

楊馥如的職業網絡，至少可以分成三個不同層次。它們提供的東西不一樣，不能全都叫作「人脈」。

第一層是知識的供給者。 義大利家族、鄰居、食物生產者，以及台灣的小麥農友，提供她在書本之外需要學習的材料。他們未必有高公共知名度，但沒有這些人的生活與工作，她的敘述就會薄很多。《好麥給你好麵包》裡施明煌對「陪伴與紀錄」的肯定，是其中一個具體可查的合作痕跡。來源

第二層是承認與出版的網絡。 《真食義大利》的推薦者包括當時義大利經貿文化辦事處代表肖國君、輔大義大利語文學者張孟仁，以及莊祖宜、蔡珠兒、韓良憶等飲食文化作者。這不能直接證明他們都是她的密友或導師，但能看出一本書如何同時被外交文化、語言教育與飲食寫作幾個圈子辨認。來源

第三層是把知識交付給受眾的機構。 有鹿、時報、玉山社／星月書房、山岳、大塊等出版品牌，對應不同讀者；MUSICO 提供音樂文化的定期書寫位置；新月藝文與一刻鯨選則讓講座成為可以持續流通的聲音產品。這些不是單純曝光通路，而是決定她能用什麼形式工作、對誰工作的重要條件。來源

她的跨國公共活動，也不能只理解成「把義大利介紹給台灣」。新月的講者資料記載，她曾以 Qunar 的義大利達人身分製作拿坡里、威尼斯、羅馬、佛羅倫斯與夏季節慶等攻略；這是面向另一個中文旅遊平台的輸出。星宇航空的 kiânn 則刊登她的「24H 台南」系列，把她的地方知識放進航空旅行媒體。來源

但跨國不代表影響力必然對稱。目前能具體辨認的出版、講課與媒體輸出，大部分仍以台灣及中文讀者為主要接收端。她在義大利的深度生活與人際交往，並不自動等於她在義大利公共文化機構裡擁有同等位置。

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她在一地累積生活與知識，在另一些機構裡將它轉成可流通的公共內容；隨著台南進入她的生活，這個方向也變得更複雜，不再只有單向的歐洲輸入。

九、這種職業生活如何運作

這裡需要把浪漫敘事暫時放下。

公開資料不足以算出她的年收入，也無法確認版稅、講師費、旅行報酬與家庭資源各占多少。但可以辨認出她的工作結構：它不是單一職位，也不是完全靠社群流量，而是分布在幾種不同的交付方式裡。

最清楚的例子，是一刻鯨選的《義起來！跟著馥如老師遊義大利》。2022 年推出的這套內容共有 28 集、約 6 小時 10 分鐘，由一刻鯨選與新月社合作，把既有系列合併成可購買的主題包；頁面並說明部分內容來自講座現場收音。來源

這裡發生的是很具體的勞動轉換：一場必須本人到場的講座，經過錄音、編輯、分類與平台銷售，取得第二次使用的生命。她提供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個人品牌」，而是一批能被重新組織的內容。

另一端則是品牌合作。2024 年《VERSE》與 chicTrip 去趣合作的台南 36 小時行程，明確標示為 Promotion。她的生活經驗在這裡被整理成可複製的路線，與旅遊 App 及優惠活動接合。這應被當作商業內容來讀，不能與獨立書評混為一談；但它確實揭示了地方文化知識如何獲得商業用途。來源

她的工作也進入公部門培訓。2025 年 5 月，台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邀她分享多元文化視角下的台南，參與者包括市府及學校主管，約 180 人。這表示，她已不只向想旅行的人談地方，也向管理這座城市的工作者提供另一種觀看方式。來源

這些形式之間，存在可能的互相支持：書讓講者取得辨識度，講座提供接觸與回饋，旅行增加現場經驗，文章與聲音產品又延長內容壽命。這是依公開作品所作的結構性推論，不是她公開的收入模型。

同時，它仍需要其他人承擔工作。編輯、錄音與平台團隊、活動主辦者、旅行業者，各自處理出版、行銷、報名與執行。她的自由並非來自不依賴機構，而是來自不把全部工作只交給一個機構定義。

十、她並不是到了疫情才開始數位化

把這段生涯完全放進「疫情後遠距工作」的故事，也不準確。

她自己的 YouTube 頻道，2014 年就已出現面向餐飲與接待專業的英語教學內容；2020 年有中世紀飲食文化系列。後來的付費音訊課程，因此更像既有教學向另一種平台延伸，而不是突然從零轉型。來源

從職業形式看，她跨過了幾種媒介環境：旅行與留學形成生活經驗，紙本出版給這些經驗一個可被辨認的作者位置，廣播與講座讓口語教學持續運作，影音與音訊平台再使內容能被重播、拆分和組合。這些媒介並沒有依序淘汰前者，而是並存。來源

這也說明她為什麼不能簡單歸入「網紅」。至少從可見作品判斷，她不是只有一個不斷更新的社群頁面，而是把內容安放在書籍、課程、專欄與機構合作裡。即使某一個平台的注意力消退，其他形式仍可能繼續存在。

當然，這不代表她沒有維持可見度的壓力。多機構合作提供彈性，也增加協調、準備與持續產出的要求。看似鬆散的職業外觀，並不表示工作量小；只是大量勞動發生在一般履歷不容易呈現的地方。

十一、塔羅：不是枝節，但必須分清知識層次

她對塔羅的投入，是這份人物研究不能略去的一部分。

2024 年的《VERSE》訪談記載，她當時已鑽研塔羅約五年，收藏威斯康提—史佛札牌組的復刻版，並會在早晨抽一張大牌，作為當天思考與觀察的主題。她談塔羅時，強調圖像、符號、敘事與自我對話，並以卡爾維諾《命運交織的城堡》說明卡牌與故事的關係。來源

放在她整體實踐裡，這不是毫無來由的跳接：文學、圖像、解讀，以及藉一個具體物件改變觀看角度，本來就出現在她的教學與翻譯中。卡牌在她的說法裡，首先是一種安排詮釋的材料。來源

但這也正是需要保持區分的地方。一種工具能促進自我敘述，和它能預測外在事件，是兩個不同命題。 神經科學訓練不能自動替象徵解讀提供科學效力；同樣，圖畫書能作為談論恐懼的媒介，也不能僅由一篇文化文章推導出臨床療效。

她的公共工作常在這幾種語言之間移動：生活經驗、文化詮釋、教育主張與腦科學說明。閱讀時，最好分別問它們各自有什麼證據，而不是因為作者有博士頭銜，就讓所有層次共享同一份權威。她關於放空與兒童恐懼的文章，便是需要如此分層閱讀的例子。來源

這不是要求她只能待在一個專業格子裡，而是承認跨領域工作的責任：能夠連結不同知識，不等於可以取消它們之間的證據標準。

十二、自由的條件，以及這種生活的限度

她的經歷容易被包裝成「勇敢離開，人生就會展開」。但那會把真正有用的部分省略掉。

她的職業生活有幾種可辨認的支撐：多語文學教育，海外研究所訓練，長期異地生活，能讓她進入家庭與地方知識的關係，以及願意出版、邀課、合作的機構。這些條件不是一夜出現，也不能被一句「做喜歡的事」替代。來源

其中也有不能任意填補的空白。她的出生年、博士論文題目與完整學術任職履歷，目前找到的可靠公開資料不足以核實；多份簡介稱她為大學教授，但能具體確認的教學事例，與一份完整、現行的聘任紀錄並不是同一回事。她的家庭財務與工作收入也未公開。不能因為生活看起來從容，就推定她有龐大家產；也不能因為她持續工作，就推定一切都由稿費獨立支撐。

「慢生活」本身也有兩面。一方面，它可能是拒絕讓工作速度決定全部生活；另一方面，要長時間散步、反覆造訪產地、在不同國家居住，確實需要可調度的時間與資源。這些條件應該被看見，但不宜被拿來輕率地取消她多年累積的工作。

更深的張力，是她既讚賞地方不迎合、食物不趕工，又必須把這些經驗做成方便購買、閱讀與跟隨的產品。慢慢熟悉一家店，與把店放進 36 小時行程，並不是同一種關係。前者有不可預期的時間，後者需要可交付的安排。她的職業就在兩者之間運作。來源

這並非她個人的矛盾，而是文化中介工作的一項實際難題：如何讓一種生活被更多人理解，又不把它完全壓縮成可消費的風格？ 她那些把讀者帶向食材來源、生產者與兒童理解的作品，比單純的生活美學敘事，更能回應這個問題。

結語：持續改造教室的人

楊馥如的職業，不適合用一份愈列愈長的身分清單來總結。那樣會讓每一件事看起來都很特殊，卻看不出它們為什麼能持續互相供養。

比較重要的連續性是：她一直在處理知識與人的距離。文學訓練讓她留意語言，教學經驗讓她在意理解如何發生，異地生活使她學會向不在學院裡的人求知；寫作、翻譯、音樂與旅行，則成為不同的交付方式。這是從她公開作品中可以讀出的一條線，而不是她必然事先知道的人生使命。來源

她最有分量的地方，不是把生活過得足以令人羨慕，而是某些生活經驗確實被做成了別人可用的東西：讀者能因此追問麵粉的來源，找到接近音樂的入口，或多一種和孩子談困難現實的方法。來源

至於她的工作何時最容易變薄，也同樣清楚：當地方性變成國民性格，文化史變成大師軼聞，或科學頭銜替超出證據的說法增加可信度時，原本打開的世界又可能被一套親切敘事收攏。

因此，對她最準確的理解，既不是「什麼都會的文藝復興人」，也不是「把興趣變成收入的生活家」。她是一位在正式教育之外，持續建立教學場合的文化工作者。她的自由，並不在於從此沒有職業要求，而在於多年之後，仍能改變自己用什麼材料教、在哪裡教，以及讓哪些人進入這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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