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 Schee

一、離開埔里之後 沒有一條完整的學歷路線

Schee 1977年生，是埔里人。童年看洛杉磯奧運而嚮往田徑，後來讀田徑史、奧運史和體適能譯書。運動比網路職業更早進入他的生活。³

1992年赴澳洲求學，讓少年生活大幅移動。他曾借宿佛寺，也獨自騎摩托車橫越澳洲；求學、騎車與回臺的細部年月仍有空白。這些學校之外的經驗，後來也成為分享材料。⁴

他曾保送師大英語系，未完成大學，正式學歷停在高中；2000年因傷自海軍退役，後來還曾辭職，無給職地全職寫部落格。中斷沒有自動提供另一種志業；其後的實際工作，才讓能力和機會逐漸取得形狀。^{5, 6}

埔里的災難記憶也一直留在他身上。2024年回顧九二一，他談到鄰居死亡、災後居民在戶外生活，以及來幫忙的人仍需要地方導航和自己的補給。道路、食物和住處，會決定援助能否進入；陌生救援者沒有資訊，支援可能在抵達現場前就卡住。這是他後來把網路放回地理與生活條件時，一個具體的出發點。⁷

他在2022年與林宗弘、孫友聯等人討論後，又重新看待九二一的世代差異：同一場地震，學生、服役者與已成家者承擔的損失和責任不同，老一代的經驗也不會自然傳給新人。親歷給了他記憶，卻沒有提供永久適用的課程；新的居民、通訊環境和組織，仍得重新學習。⁸

2001年，想寫騎車故事，促使他認真上網並註冊motomosa.com。多年後在加拿大談臺灣數位包容時，他仍用摩托車旅行作為彼此可以理解的入口。道路提供看見地方的機會，網站提供把經驗留下、與人交換的方法，兩者此後持續相鄰。⁹

二、部落格的學徒期 也是服務與營運的學徒期

2002年，他加入藝立協（Elixus），推廣部落格和行動部落格。那個時代的中文網路仍在快速摸索個人發表的形式，教人使用新工具、一起寫技術書、測試手機貼文和建立網站，常發生在同一群人之間。2003年《Blog：部落格線上出版、網路日誌實作》由藝立協署名，是共同生產的知識，不是一位人物的個人獨著。^{10, 11}

李士傑（Ilya）2003年1月的文章，把ipa、dora、Schee等人的討論記成一個會互相提醒細節的環境：改版像到鄰居家拜訪，寫作也包含玩弄媒介。沒有同一所學校，甚至沒有同一位雇主，他們仍可以透過互讀、回應和聚會慢慢成為同伴。這種公開往來既教人怎麼做，也讓一個人的能力被其他人辨認。¹²

Schee的舊書目把Howard Rheingold的《聰明行動族》、Rebecca Blood等人的部落格著作，與Edward Tufte的圖表討論放在一起。他不只學發表工具，也關心群體如何被連接，以及呈現會如何改變理解。Tufte對圖表誠實性的要求，使財務數字「變得看得懂」不再等於「被忠實表達」；這份早期警覺，後來在開放資料和公共系統評論裡仍有位置。¹³

2005年，他成為Yam Blog樂多日誌的負責人。早期職歷也包括蕃薯藤數位科技創新服務組協理與LexisNexis教育訓練。個人寫作進入平台營運，便要處理別人如何註冊、發表、取得支援，以及服務如何持續；教學則讓知識工具成為使用者可掌握的方法。這些工作，逐漸構成他的專業底座。¹⁴

同年創用CC臺灣的聚會，留下平台工作的另一面。當大家談用部落格做數位典藏，Schee提出著作權問題，Jedi接著說明Creative Commons；平台業者則追問授權選項、文件、介面和支援。開放的理念要進到一個可用的服務，還得有人處理使用者怎麼選、格式如何保存、權利是否清楚。這些問題，早於後來更醒目的開放資料運動。¹⁵

2007年，他與李士傑在中研院資訊所的數位典藏工作中成為同事；2008年的講座公告，也已把他列為資訊所專案經理。從早期網路相識走到同一機構裡共事，他們學的是如何實際處理事務。Schee在朋友去世後回憶，那兩年的交流特別密切；同伴慫恿買特殊筆電、用手機從海外傳圖貼文，也都是真正要花錢的試驗。學歷之外的養成，有設備成本，更有人一起做事。^{16, 17}

摩托車的線索沒有消失。2008年，他與高芬芳（Rio）分享日本旅行，拿出裝備、照片、影片與旅行文獻，談安排、實踐和紀錄；臺日互認駕照則成為新路線的制度條件。這種把一次移動整理成別人可以理解的經驗，後來也出現在他的跨國公共事務工作裡。¹⁸

離開中研院回到產業，彼此較常在活動裡見面。Schee的工作也逐步橫跨內容、硬體和市場：在神達Mio，他負責臺灣與俄羅斯的區域產品行銷，適地性服務需要規劃、採購、除錯和市場整合。這段經歷使定位技術不是抽象興趣，而是一個得在裝置與特定市場裡成立的產品問題。Mio等職務的起訖年月尚不足以完整重排，但到2013年的機構介紹，Yam、中研院、Mio、三立和忠泰都已是其既往工作。^{19, 20}

2010年HPX網站企劃聚會請他談跨軟硬體的網路服務規劃，並以「前蕃薯藤首頁製作人」介紹。同場有編輯、資訊架構師、產品經理及傳統產業工作者，正是他常工作的交界。聚會不許錄音錄影，讓講者能說正式公關之外的實務；知識不只在公開文章裡流動，也依賴可建立信任的小型場合。²¹

三、莫拉克之前的地方關係 在災時成為資訊工作的入口

臺灣數位文化協會的胖卡，把數位近用帶到地方，讓車輛、設備和現場教學成為網路工作的一部分。Schee是胖卡、莫拉克民間災情中心與Punch Party等計畫的共同發起者之一；工程師、設計工作者及地方組織，也各自提供能力。2010年胖卡進入Ars Electronica電子社群類榮譽獎名單，國際文化場域認可的是這項共同計畫如何處理社群參與，而不只是做出一項軟體。^{22, 23}

2009年莫拉克風災，使既有地方關係遇到更急迫的需求。開拓基金會一開始建議，先取得政府較準確的災情，再向網路擴散。Schee因既有交情和埔里經驗支持這個方向，與工程師找資訊源。他們沒有只做另一個人人都能貼求救訊息的網站，而是試圖接上官方資料、網路傳播與現場之間缺的一段。²⁴

《Disaster Relief 2.0》簡報留下的工作順序，是先彙整社交媒體災情、抓取政府網站資料，再向既有社群分發；資訊志工進駐地方和中央應變中心，並與傳統媒體合作。Google Maps、Docs、Twitter、Plurk、Skype、BBS被接成臨時工作系統。核心志工分成總部、內容與應變中心等任務，中華電信、微星等支持者提供資源。免費工具使團隊能迅速開始，卻沒有免除查證、排班和協調的成本。²⁵

協會先前因胖卡與臺南、屏東地方政府合作，才有關係進入應變中心。志工用電話和官方資訊核對，讓開放網路裡的訊息能接到較有責任邊界的處理流程。鄭宇君後來的研究，把這種方式與自由張貼、熟人社群編輯等平台分開，也顯示成果來自不同群體共同合作。這份獨立研究重要之處，在於把「網路自發救災」還原成早已有人、有地方關係、又在災時重新編組的工作。²⁶

莫拉克因而沒有證明科技可以繞過組織。它反而使Schee更近地看到，工具在最急迫的時候仍要依附人：誰知道資料在哪裡，誰能確認，誰可以進門，誰接收到資訊後能採取行動。2009年的合作後來成為他的國際交流材料，也留下更長的問題：臨時成功的編組，如何在下一次災難之前變成可再次使用的能力。

四、從志願社群到公司 不是一個組織無限擴張

2011年後，Schee把莫拉克和臺灣的開放資料經驗帶到歐洲。2011年底收到UN-GGIM秘書處邀請，參與地理空間資訊的願景工作，讓他接觸另一種尺度的政策討論。《Future trends i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貢獻者附件列有TH Schee；主要作者、秘書處和眾多貢獻者共同完成文件，他的工作是其中一部分。^{27, 28}

2017年回顧時，他記得成員分布各地，在秘書處協調下花約十八個月完成第一份草稿，也說自己並非這個領域的專家，貢獻有限。任務結束後，他沒有繼續投入其他大型計畫，還要衡量第一線經驗、可用時間與往返日內瓦的成本。這段國際工作帶來知識和關係，卻沒有取代他在產業與地方的其他工作。²⁹

Ars Electronica則形成較持續的連結。2014及2018年的官方名單把他列為Advisory Board成員，與決選評審分開；他在臺灣介紹電子社群徵件，協助亞洲計畫被看見。本地社群工作因而接上另一套交流與評價環境，讓他能持續在兩者之間做引介。^{30, 31}

同期，他仍在公司裡工作。2013年曼谷INET以Fertta執行長介紹他，亞太網路治理論壇則列他為Fertta Communications共同創辦人。產品、內容、營運和公共議題經驗，由此進入同一個工作者的履歷。公共活動讓他接觸新關係，公司則提供需要交付、承擔結果的工作位置。^{32, 33}

2012年，參照Code for America啟動的Code for Tomorrow，又讓他與新一群人合作。週末投入社群、辦活動、討論資料怎麼用，是早期的主要工作。2013年訪談裡，他便已分辨「資料放上網」和「能重用」：格式、授權、維護與發現管道都得處理。他把醫院名單標上地圖，再想如何與人口資料合用，也注意資料不足、授權混亂時，未必足以支撐可出售的服務。公共用途與商業可能性，都取決於那些尚未做完的中介工作。^{34, 35}

2014年SmartGov政府開竅會議，使社群方法進入公務員的進修制度。Code for Tomorrow與新北市研考會、DSP、HPX、UiGathering、深擊設計管理共同籌辦，內容包含服務整合、英國GDS設計準則、交通、防疫、通用設計和選課。全程參加可取得學習時數，社群另有優惠票。議程、票種和制度承認，讓原本不會待在同一個房間的人有理由到場，並不只是活動行政。³⁶

需求也逐步超出志願模式可以負荷的範圍。DSP智庫驅動在2014年登記成立，企業資料庫列出的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300萬元；Schee的十年回顧，則把2015年記為Code for Tomorrow解散、工作重心轉向DSP與Taipei.IO的階段。登記與工作轉向不是同一件事。資料治理、企業教育訓練、建模和系統整合，開始需要公司承接，人要被支付，客戶也會要求交付。^{37, 38}

2015年《資料開竅・企業論壇》票價3,980元，討論企業資料團隊、交通與空間資訊，並與資料科學年會合作。知識和同行交流在這裡成為明確的付費服務，「有人有興趣」已轉成須對時間、節目和品質負責的交換。³⁹

公司化沒有收走全部交流。Taipei.IO在開放知識臺灣的框架下，讓華府、曼谷、香港、金門等不同地點的參與經驗回到本地聚會；2016年的北中南活動，又分享Code for Japan、世界銀行智慧城市會議與亞洲AI的討論。跨國旅行之後還有第二段工作：把看到的制度和問題說清楚，讓沒有去的人也能判斷是否有用。^{40, 41}

2017年邀Rufus Pollock來臺時，Schee特意安排小場地，讓開放知識基金會的國際經驗，與Crystal Tu的海洋社群、Roy Lin的城市實作相遇。這種場合讓外國參照和地方知識各自保有內容，而不是只靠一位國際講者替本地決定答案。⁴²

五、當資料真的要支援公共服務

Code for Healthcare的形成，讓「資料科學能幫忙」變成一串不同人的工作。DSP知識長謝宗震的訪談從氣爆後該去哪間急診的問題談起：受災者、救災者和醫護需要知道醫院承載狀況，資料科學家與視覺設計師則要取得欄位、建立模型和應用。Schee的中介與交流角色，和統計專家、系統製作者並不相同；這個案例之所以有用，正在問題、資料和專業要被接起來才答得出來。⁴³

2016年談高屏急診資料挑戰賽，他把注意力放在KAMERA的監測、區域協作、維運、支撐經費，以及決策能否依據證據。他曾向美國、日本團隊介紹經驗，卻不把事情化約成做一個友善網站，或教年輕人投標。一次競賽可以做出原型，急診體系需要的則是持續有人更新、能在地方協作中使用的資訊。⁴⁴

同年回看臺灣公民科技，他已對「零成本」保持距離。中研院的場地和制度餘裕、工程人力、政府既有電子資料、志願文化，都是使事情能開始的條件；志工不收費，並沒有讓跨機關處理、維護與行政協調消失。自學者和社群的自由，部分正是機構資源支撐的結果。原型要成為可靠服務，還得找到更長期的承接。⁴⁵

2016至2018年的臺北市顧問工作，讓他更近地觀察這種差距。2016年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揭牌，他被臨時請上臺剪綵，會後卻把示範建案和整座城市的治理分開。他問資通訊投資支援什麼、每月維運誰支付，以及社區的智慧化怎麼接到公共服務和資源分配。人在揭牌臺上，並沒有讓他停止提出這些問題。^{46, 47}

他批評市府使用LINE、i-Voting和eTag，重點也不是工具不夠新，而是首長過早指定工具，將政策目的、法律基礎、採購成本和情境混在一起。產品經驗給他辨認需求的能力，也讓他知道一個響亮名稱可能使委託者誤以為問題已經定義完成。對顧問而言，靠近決策者與公開指出差距，是同時存在、未必容易維持的位置。⁴⁸

到臺中研考會座談，他用義消、義交比較資訊志工：地方政府已經會訓練、認證和指揮專業志願者，資訊單位卻未必知道如何建立類似的在地能力。每次等外地社群來幫忙，熱心不會自行變成長期隊伍。員額、可動支預算和機關關係，因此也是資訊工作的條件。這個比較，後來又進入他的民防整備討論。⁴⁹

在他的問法裡，開放政府也不限於開放資料。預算、採購、利益衝突、檔案、隱私與公民參與，需要各自的制度安排；Code for America、Civic Hall與GDS，也有不同的權責及財務結構。到了河右岸論壇，他又把臺北放回海纜、人才和區域資料流：市民使用的服務，始終連著一個島以外的基礎設施和市場。^{50, 51}

六、國際網絡裡的陪伴 分歧與日內瓦生活

2017年曼谷亞太網路治理論壇，Schee在學人計畫擔任Buddy，幫新參與者理解場合、管理期待、找到相關的人。國際工作因而不只有上臺報告，還有一段不太會被履歷寫出的接待與陪伴。這種密集、跨背景的交流，也是他想讓臺灣同行能接近的職業學習。⁵²

他協助形成的TWIGF，卻並非所有人都接受同一套判準。2017年，他批評論壇過度依賴臉書、欠缺長期公共參與，留言中的組織者則提出預算困難、無償工作和過去國際參與的經驗反駁。原則要求與資源限制，在同一個網絡裡互相碰撞；共同發起不表示擁有整個論壇，更不表示其他工作者必須接受他的歷史敘述。⁵³

他接著把平台理解成「機制」，問一場會議究竟要討論、決策還是促成採用，誰能發言、誰只能觀察。年末談聯合國IGF時，提案、找講者、資金和國內的長期目的，也比個人式外交突破更重要。到了2020年，他一面肯定秘書處的籌備，一面仍擔心政策影響和世代傳承，並把自己兩天參與、主持、短講及邀人的貢獻，放在其他人的勞動旁邊。這不是離開社群便在外批評，而是持續參與時必須面對的分歧。^{54, 55, 56}

2018年，他將工作重心移往瑞士。第三、四季曾與日內瓦創新與技術基金會Fongit旗下團隊共事，討論育成環境；分享時刪去涉及商業機密的簡報頁。企業工作能帶出可公開的觀察，也有對客戶和團隊的保密責任。國際公共事務與顧問服務在生活裡相鄰，並不代表所有內容都可以轉成一篇文章。⁵⁷

Geneva.Zone的網路座談，把日內瓦從國際組織名片還原成生活城市。法國通勤人口、路網、票價、周邊村莊和工作地點，與當地生活、研究的朋友一起被說明；VPN不順，就改用手機電信線路。交流也得在可用的設備上成立，一座城市則要從居民每天如何到達工作地點理解。⁵⁸

他與Kelly分享歐洲運動旅遊，又談馬拉松、賽前訓練、瑞士單車路線、開放水域和昂貴物價下怎麼省錢。游瑞法邊境時，他記錄離岸距離、河床深度、泥濘河岸和水溫。跨國生活因此有一個身體尺度：地圖上的邊界，還要放回真的能走、能騎、能游的環境；這些運動仍是生活，沒有必要都被解釋成公共事務的研究任務。^{59, 60}

七、網路不再只有發表的希望 也有控制與責任

Schee的開放立場，在處理政府和跨境平台時變得更複雜。2017年讀Joseph Cannataci主編的《The Individual and Privacy》，他把人際空間、歷史文化與跨國服務法遵一起看，也回憶少年出國時接觸proxemics。同一種街景技術，在不同社會可能引發不同的侵犯感；產品可以跨境，對界線的理解未必如此。⁶¹

2018年底到2019年，不實訊息成為新的密集研究。他先問發生了什麼，才問如何反擊；Marc Bloch的《奇怪的戰敗》是歷史入口，資訊安全的威脅分類、持續監測和事件分析，則提供另一種拆問題的方法。他關心內容的製造成本、平台怎麼放大、誰受到傷害，而不是只從使用者是否聰明解釋。戰爭比喻能提高警覺，也有過早為爭議定性的風險。⁶²

2023年公開、原為2022年專家工作小組起草的英文文章，把不實訊息更明確地放回「資訊環境」：法律、技術架構、市場力量、海纜和平台存取，都會影響危機中的人能知道什麼。他提出降低在地資訊生產門檻，讓社區在外部連線被切斷時仍有自己的資訊。早年人人可發表的希望，在這裡多了一個條件：發表要有可依附、危機時仍能工作的環境。⁶³

2020年《Taipei Times》訪談，他談WeChat的資訊與支付生態、Facebook的選舉安全措施，以及防疫資料經過不同機關和私人單位後由誰負責。熟悉產業，讓他能將跨境生意、政府和平台放在同一張圖裡，追問使用者面前的便利，如何連著看不見的資料管理與權力。⁶⁴

疫情電子圍籬更使定位產品經驗回到公共系統。他畫概念圖，區分定位技術和資料流，表達對侵入性的疑慮；又用英文說明，國際流通的「臺灣模式」常沒有講清楚背後的IT和非IT系統。這是外部研究性重建，不是參與建置或取得後臺的完整稽核，卻能把一個漂亮故事拆成可以追問的程序。^{65, 66}

晶片身分證與簡訊實聯制，接著讓他追查透明度、法律、隱私、系統工程和供應鏈。資安做好，只解決其中一部分；一則簡訊怎麼儲存、處理、刪除，誰能調閱，如何稽核，成本怎麼認列，系統何時落日，都需要正式回答。他也在留言承認一個調閱數字可能寫錯，繼續找來源。這種寫作的工作量不在於永遠給出無誤結論，而在讓機構負有可以被核對的說明責任，也接受自己的校正。^{67, 68}

2021年談政府使用臉書，他明說並不是要所有朋友換平台。問題是沒有某家公司的帳號，居民是否就失去重要公共資訊。公務的近用和預算不能完全服從商業平台的規則。當年幫人建立部落格時的發表問題，由此延伸到誰控制公共資訊的近用。⁶⁹

八、身體訓練讓熟悉協作的人重新當新人

運動在這段網路職業裡持續存在。Schee在2021年記錄吃素滿三十年，以不同水域的活動慶祝；同年回看自己接觸過的奧運項目，又區分兒童、青少年和成年才有的機會。設施、費用、地方文化和社會認可，使不同人的運動起點不一樣。少年喜歡田徑與中年能真正參加競技，中間需要生活條件來連接。^{70, 71}

2020年是重新認真安排訓練的節點。疫情改變生活型態，讓年度、季度及週期目標有較可專注的條件。2022年，他記錄400次訓練，以游泳、跑步、重訓和划船為主，161次游泳多在河海完成；恢復、營養和排出時間，也都是其中一部分。早有的知識，在這裡變成一份需要不斷實行的日程。⁷²

2026年元旦的回顧逐年列出2017至2025年的次數，游泳、自由重量、負重行走的比重隨生活和比賽變化。低量與高量年份並存，長期訓練並非每天都用同一份意志重複同一件事，而是持續調整能做什麼、恢復多久和為什麼而練。⁷³

2020年底加入龍舟隊，更使他重新學習團隊節奏。四個月後，他把划得好拆成團隊基準、個人技巧、體適能與身體幾何，注意臂長、槳長、座位和動力鏈如何配合。強項不能直接搬上船：自己的力量必須變成整隊用得上的動作。有經驗的運動者，在器材和同伴面前仍有不會的事情。⁷⁴

水域也讓個人能力碰到共享規則。三級警戒時，他在生活附近的開放水域維持活動，記錄場地關閉、移動和管理成本；2022年談碧潭糾紛，又主張從風險管理、法制、團體約制、教育和保險改善，而不是讓某種載具獨佔。對他而言，游得自在只是個人的使用經驗，如何讓不同人共同使用一個環境，是另一段工作。^{75, 76}

2025年世壯運，他投入田徑十項全能，在兩天的高熱、雨與雷聲裡，與不同國家的分齡選手完成比賽。他想享受競技、健健康康地完成，也把i運動人物誌訪問看成推動競技全民化的機會。中年身體在這裡不只被維持和保養，還能繼續學習複雜技巧、參與有規則的競爭。^{77, 78}

但選手進場之後，網路營運者的眼睛也仍在。他從參賽者兼民間商家的位置，批評世壯運商家參與、正式資訊管道、報名介面、資料串接和協會能力。運動服務不只是一場比賽的動作，還包含外國使用者能否取得資訊、名單與轉播能否接起來。這些觀察把早年的平台工作帶回運動現場，也讓他同時面對使用者、競技者和服務提供者的不同要求。⁷⁹

九、投資場所 和把自己的經驗教給別人

4SC CrossFit讓運動與資源關係取得一個具體地址。Talking Taiwan記錄2024年1月19日在新店館辦活動，稱Schee為投資者之一，也謝謝他促成場地。場所可以訓練，也可以接待公共對談，將原先在線上相識的人帶到同一房間。投資者、活動連結者和實際教練，是不同工作，不必全部由他本人完成。⁸⁰

創辦人Simon Chi說明的課程結構，包含暖身、技術或力量、每日訓練和恢復，先確認動作品質才增加負荷；四季健身則以教練和員工提供團課、肌力體能及不同年齡服務。公司公開介紹的資本和人員規模，顯示這是一個需要營運的組織，而非單靠投資者的運動愛好維持。^{81, 82, 83}

Schee自己的教學位置，在Sport10碧潭工作坊裡更清楚。約兩個半小時，包含線上安全教育、現地導覽、路線和下水實作、課後檢討，並要求學員已有一定泳池能力。他以四季反覆使用碧潭的經驗，以及救生員、游泳教練、急救相關資格為課程資源。身體手感、地形判讀、器材和回顧，被整理成別人能跟著學習的步驟；這仍有參與限制，不是把所有初學者直接帶進河裡。⁸⁴

役男體能班又把服務做成分階段訓練：基礎能力、進階與負重、最後測試，區分標準和密集班，設定最低開班人數、雙教練和另付費的進階測驗。一般緊急應變體能課則面向志工、照顧者和成年人，以十至十二堂、三至五人小班，混合室內與戶外。課程須有時間、人力和足夠學員才能成立，所承諾的應是可交付的訓練，不是對軍旅安全或災難結果的保證。^{85, 86}

場所也讓朋友的文化工作發生。2024年《力量而為》運動攝影展，由小梅時光工作室主辦，在四季新店館舉行，Schee主持開幕與座談，體能、健身和龍舟等團體參與協辦、贊助。運動的可見性在這裡來自攝影者、工作室和其他團體，投資與教學之外，他仍做著熟悉的邀人、主持和連接。⁸⁷

十、民防先是一個需要摸清楚的生活世界

2022年2月12日，「民防搞什麼」首場座談舉行，早於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開放知識臺灣和點亮咖啡支持活動，每人200元抵飲品低消。Schee從臺灣原有的消防、急救、體育、照護、運輸、通訊、求生、宗教、防災和防身體系出發，想讓已有社會經驗的人知道可往哪裡學習，而不是等戰爭發生才臨時發明每個人的角色。⁸⁸

五天後的初心文章，先問民防做什麼、由誰做、不同縣市有何差異。金馬與本島、不同世代對動員的記憶，不能被一份武裝想像抹平；救難、避難收容與日常相互照顧，也有既有組織。Schee在這裡重新使用早年公共事務的方法：先讓不同能力被辨認，再問缺哪一段、哪裡可以取得訓練。⁸⁹

同年9月，他安排美國社區緊急應變小組系統（CERT）的討論，邀具資格的指導者，並與臺灣防災士、社區等體系比較。專業救援來不及時，鄰居、同事和家人要如何在訓練之後互相支援，才是重點。外國制度提供一套可比較的組織思路，不能代替本地的指揮關係和人口條件。⁹⁰

一週年聚會的問題已延伸到法定民防、全動署、離網電力、外籍居民和衛星通信。2024年談T-CERT，他又區分消防與警政結構，注意戶籍不在居住地的都會人口，以及民間自主與指揮體系的關係。能力不只屬於某個人，也需要知道住在哪裡、隸屬什麼、危機時怎麼接到其他隊伍。^{91, 92}

他借人道協調的Cluster Approach畫參考圖，將新興倡議者、原有救災組織、宗教和其他動員網絡放在一起，避免臺灣民防只剩一兩個知名團體。媒體開始請他解釋整備議題，Talking Taiwan便在2022年與他談居民如何投入和準備。這個受訪位置，來自他能把資訊、組織和日常能力一起看；它沒有讓他變成所有民防團體的代表。^{93, 94}

十一、花蓮洪災 讓舊經驗必須再一次翻譯

2025年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Schee在線上看完中央應變中心八次工作會議，再整理監測、通訊和資訊協作的問題。極端情況下監測器失效，民眾影片可能成為態勢感知材料；入夜後基地臺若受損，又是誰蒐集、融合現場資訊。他同時提醒正在拍片的朋友，先照顧鄰居、安度夜晚也許更重要。資訊有用，不代表災民應把自己的生活和安全全部交給資訊產出。⁹⁵

災後的花蓮工作坊，讓莫拉克與「光復超人」的新一代資訊志工在同一場交流。邀請制的場合先分享網路和現場作業經驗，再談能快速上手的工具：工作手機、網路身分、通訊保護、離線地圖，以及帶地理標記的照片。新人不用先學一套老英雄故事，而可以比較自己現在碰到的角色、設備和工作方式。⁹⁶

這種傳承比單純紀念一場災難更難。莫拉克時熟悉的網站與平台，不能保證還適用於另一批志工、另一個通訊環境；舊團隊的關係，也不能代替新現場的信任。Schee在這裡做的，是讓不同世代的資訊工作者取得比較和練習的場合，而不是把2009年的成就搬到2025年。

2026年洪災一週年，他把觀察、志工媒合、醫療協作、ATAK與「零基動員」相關文章整理成清單。持續寫作留下一份可以回頭查的工作史，讓下一次討論不必只靠模糊回憶。但每次災難仍會產生新的人、工具和斷裂，哪些建議真的被採用，也需要另外追蹤。⁹⁷

十二、TAKKE把共同作業放在新器材之前

2026年的TAKKE.me，將災防、搜救與通訊知識放在同一入口。名字取臺語「逐家」之意，對象包含搜救志工、應變協調者、開發者與戶外工作者。TAK／ATAK所涉及的共同地圖、座標、回報和部署，接起了Schee早年的定位產品、地理空間資訊及災害經驗，卻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不同隊伍能否把同一份資訊讀成同一種操作語言。^{98, 99, 100}

他規劃免費短片、分階段訓練和部署顧問服務，後者要處理圖層、通訊與流程，不只是裝好軟體。部分模組仍在規劃，不能當成全部交付；更重要的是，他承認機構若不協調、部署若無人負責，開源工具也可能只留在個人的私房使用。公共知識入口與可收費的部署工作，於是並存，但是否成為可靠服務，仍要在隊伍實際使用時檢驗。¹⁰¹

6月開放文化基金會在摩茲工寮的網路自由小聚，採實體與線上並行，談戶外、政策、成本和通信安全，使用Chatham House Rule並要求拍攝前告知。這類安排容許一些不願公開身分的人分享。技術交流需要信任與隱私，不是把所有經驗放上網才算開放。^{102, 103}

Meshtastic山搜構想，把器材設定接到任務：裝置名稱對應現場呼號，隊伍有分工，預先設定回報、調整頻道，再共同演練；複雜、急迫的訊息仍要由適合的通訊方式處理。這份探索尚非普遍採用的山搜SOP，但已把「買哪個新設備」改成「它在隊伍裡做哪一件事」。¹⁰⁴

7月的自主LoRa緊急通訊演練公告，提供繁中、英文、日文和越南文計畫網站。整備要面對真實居民，參與入口和語言也得和設備一起設計，不能最後才當宣傳處理。¹⁰⁵

8月移動接收測試，他報告七天蒐集1,643個封包、226個發送節點，檢查訊息、路徑及訊號品質，也注意覆蓋不平均、單日切片會誤導。這是移動期間觀測到的資料，不是斷網災害中的性能證明；但它使討論可以從願景進到可檢查的環境。¹⁰⁶

9月，他將官方潛在孤島地區盤點表的173筆、126欄資料轉成KML和地圖，追問平時手機有訊號，災時是否仍成立，電池、地形和操作人會怎麼改變備援。烏來到碧潭的中繼路徑仍待現勘。以前把醫院名單標上地圖，是幫人看懂分布；此時則要用地域去找特定任務的資訊缺口，並知道還有哪些東西沒有在現場驗證。¹⁰⁷

地方城鎮韌性演習，又讓他碰到網路塞車、內部系統不能授權外部支援者、官民資料各走一套等問題。他在匿名場域的參與觀察中，批評新聞工作過度圍繞首長公關。這些摩擦比新工具的名稱更能說明共同作業為何困難：當事情超出一個機關，原先的權限、資料和人員安排未必能接住支援。¹⁰⁸

他也繼續讀烏克蘭相關的人道整備材料。2026年摘要Nonviolent Peaceforce關於前線人道網絡使用頻譜分析儀的報告，注意的包括訓練、設備限制、資料管理和關懷義務。這是外地經驗的閱讀與轉譯，並非他的前線任務；它又提醒本地工具討論，救助者的安全與責任不能在追求技術能力時被留到最後。¹⁰⁹

十三、留下來的工作 不全都需要同一種回報

Schee在2018年分辨責任分工導向與議題導向的團隊：一種要把事情交付，一種先摸清楚問題。讀他的生涯，這個區別比「身兼很多職」更有解釋力。部落格、座談和初期工作坊容許他探索；平台、公司、場館、教學與應變部署，則要有人可以依賴。兩種工作各有用途，也各有失敗方式，不能只因同一個人參與，就把探索寫成完成，或把公開發言當成建置。¹¹⁰

其生計也隨這些位置改變：早期受雇於平台與研究機構，之後有企業管理、共同創辦與顧問工作，近年又有場館投資和課程服務。公共寫作與志願交流始終並行，沒有資料能把每一段都換算成個人收入或推算哪一項補貼哪一項。可看見的，是他讓生活同時承接不同期限的工作：一次課程有學員和時限，投資與場館需要較長營運，公共議題可能幾年都沒有可以結案的結果。

寫作還保留了不能用這些交換計量的一面。2017年悼念一位朋友，他提到兩人網上相識的地方已存在十五年，最好的紀念是承接文字，繼續寫。2019年悼念李士傑，又把設備、同事生活與最後見面留下。文章不只為下一份顧問工作證明能力，也使已結束的相遇仍有痕跡。^{111, 112}

到2026年，他區分科技玩家和要背責任的人，關心維護、失敗代價、技術債及長期後果。¹¹³在平台、救災、公司、公務、水域與教學中，這些名詞都有具體的對象；它們也應用來檢驗他自己尚在發展的服務。

Schee沒有把道路、網路和身體收成同一種職業。它們仍給他不同的快樂、關係和責任。較深的連續性，是他一次次把自己的使用經驗帶到多人工作的尺度，又讓別人的能力和現場限制改變原來的設想。能夠相遇只是開始，能否一起做下去，需要教學、補給、付費、維護、權限和信任。這些事不如新工具耀眼，卻構成了他幾十年工作裡，越來越難省略的內容。

註釋與來源

資料範圍：本文使用其一貫公開活動的名字，重組截至2026年10月4日可查的公開材料。早年求學和若干就業起訖、家庭資源、個人收入、公司持股與投資報酬仍未完整公開。本人回顧、活動公告、課程與服務頁，分別支持經驗、工作安排和服務設計，並不等同獨立成效評估。第18註團隊簡報列61名核心志工，第19註研究表列62名，統計口徑未能完全核對。第64註能力百分位為本人粗估，不作正式測試；第75至77註資格和課程內容據服務頁，亦不採納其對退伍安全或救災結果的保證性宣傳。第95至97註測試、規劃及匿名演習觀察，保留各自的條件，不能推成全面部署或全臺系統查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