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雨安

台南：和別人一起研究數學

詹雨安對早期科展計畫的回憶，從一位老師、一位來訪教授和另外兩名學生開始。一道以 GeoGebra 展示、涉及旋轉與埋藏寶藏的幾何謎題，發展成了三人的共同研究。他們變換圖形配置、尋找不變量、嘗試證明，並反覆修改書面報告。老師提供了正課之外的時間與工作空間。他記得的不只有為評審做準備，也包括一起玩遊戲。這項計畫在 2012 年全國科展獲得數學科第一名。³

這份自主性是在教育機構內部形成的。學生之所以能追究超出一般課綱的問題，是因為有大人騰出空間，也有同儕一起把研究做下去。而且，這項工作同時面對幾種不同的成功標準：螢幕上的幾何構造要呈現值得探究的現象，解釋要經得起數學上的檢驗，報告也必須讓別人看得懂。他後來談自主學習時，有時把焦點放在獨自閱讀的人身上；這段較早的經歷則讓人看見，自主學習也仰賴不同人共同提供的許可、設備、批評與陪伴。

他的公開專案紀錄顯示，這項旋轉研究後來延伸到三維空間，並列有 2014 年台灣國際科展第三名的成績。紀錄也包括後來製作的微積分教材與相對論講座。這些工作不只為了獲得數學和物理知識，也嘗試把理解傳達給別人，逐漸培養了他將知識解說給別人的能力。⁴

物理競賽，以及高中時期的大學數學

物理提供了另一條走出例行課業的路。在 2015 年的一篇文章中，詹雨安回顧自己如何苦戰奧林匹亞試題、自行研讀，曾以些微差距未能通過選拔，之後以備取身分進入國家選訓營。在營隊裡，他遇到能力令自己驚訝的同儕，也因此重新評估自己的能力。競賽還有很實際的作用：如果能透過競賽取得升學機會，就可以省下原本必須用於一般升學考試準備的時間。⁵

國內選拔成績與國際獎牌之間的區別必須說清楚。他後來的個人簡介提到自己在國內選拔排名前十；當時的文章支持的是備取資格，而不是他曾獲得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獎牌的說法。這段經歷較能確定地顯示，他很早就懂得利用制度中的選拔途徑，換取對學習內容更大的決定權。

在台南一中，科學班的安排也讓他得以到國立成功大學修課。2016 年 1 月的一篇回顧談到力學、電磁學與高等微積分。其中，高等微積分的影響尤其深遠：證明與數學結構的建構本身開始吸引他，不再只是解決物理問題的工具。他回憶，當學習走向拓樸學與更抽象的空間時，自己對「什麼問題值得研究」的看法也跟著改變。⁶

因此，他後來對大學必修要求的不滿，起點並不是排斥嚴格的正規學習。他曾遇過能拓展自己志向的教學。衝突的一個來源，是這種經驗與學位制度標準化修課順序之間的落差。既有制度一方面給了他格外豐富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下一階段彈性變少時，更有理由提出異議。

足球、寫作，以及維繫歸屬感的工作

校園足球在詹雨安的寫作裡呈現出另一種面貌。在一篇班際足球賽決賽的回憶中，他寫到身為隊長的責任，以及球隊獲得亞軍時，自己沒踢進的那記十二碼。失落來自共同投入的一件事：比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隊友一起訓練，也彼此有所期待。⁷

另一篇較晚的足球文章，更具體地寫出維持一支球隊所需的付出。安排訓練與化解分歧逐漸成為負擔。他描述自己如何改變踢球方式，並從一名隊友身上獲得啟發，連球衣背號也換了。把這些文章與他的學業寫作並讀，就能看見不同種類的能力。懂得一個證明，並不能解決如何為他人承擔責任、如何享受與人一起踢球，或如何面對共同努力未能得到預期結果的問題。⁸

寫作一直是他重新思考這些經驗的地方。2021 年 8 月，他回顧自 2013 年 6 月起每月寫部落格的歷程，並表示網站瀏覽次數已突破一百萬。同一篇文章也提到，他在 2016 年透過一位朋友加入自主學習社群。成員做簡報，投入橫跨科技、人機互動與商業的專案；社群的人員與工作內容也持續變動。這是他學習如何向同儕說明自己的興趣、讓別人理解其價值的重要環境，後來也成為尋找合作夥伴的地方。⁹

因此，這個部落格應被視為一項持續多年的實踐，而不只是為 Heptabase 成立的宣傳管道。同時，它也是帶有作者立場的材料。詹雨安選擇要敘述哪些片段，也常以後來發展出的概念區分，重新整理早年的決定。學生時期的當下記錄、日後的回憶與現今的自我描述，可以相互參照，卻不應被合併成一份始終不變的人格說明。

國立台灣大學，2016–2017 年

詹雨安於 2016 年進入國立台灣大學，修讀物理與數學。他在大一回顧中描述，自己透過 Udacity 的電腦科學入門課程接觸程式設計。寫出能運作的程式，帶來一種不同於重建物理定律的知識經驗：把相對簡單的操作組合起來，就能做出原本不存在的東西。他也寫到自己如何一再修改詳盡的修課計畫。這個階段，他對教育方向的自主安排，仍有一部分是透過大學課表來實現。¹⁰

這份規畫的規模值得注意，但不必因此對他作出診斷。他試圖在有限時間、先修要求與學分規定之間，兼顧多個學科。學會程式設計之後，他想製作的東西更多了；而他的數學興趣，也超出了他認為物理課程所強調的工具性數學。從系所角度看來井然有序的學位課程，對一個同時具備特定先備知識與新興趣的人而言，可能顯得不夠有效率。

2017 年 12 月，他公開說明自己為何從台大休學。他反對的是必修課、課程抵免與替代的限制，以及必須花時間學習自己認為已經會的內容。批評的對象是學習的安排方式與取得學歷的要求，而不是斷言所有大學教學都毫無價值。¹¹

在後續更長的論述裡，他刻意以帶有挑釁意味的對比，區分「成為自己」與「成為體制裡的標準化零件」，並提出透過實際專案推進知識與能力發展的另一條路。這種論辯方式有助於文章傳播，卻也讓他的個別處境容易被誤認為適用於所有人的處方。就傳記而言，較確切的事實沒有那麼廣：一位準備相當充分、早已接觸進階教學的學生，判斷眼前的教育安排對自己而言不划算。¹²

後來的一篇問答文章，則讓「只對技術科目有興趣的學生」這種印象變得不那麼簡單。他提到旁聽文學課、研究嘻哈、和室友談哲學與烹飪，以及主動接觸自身領域以外的人。他的母親在大學通識課程中教授國文，他也明確承認，這類教學可能包含許多用心。他反對的是以強制規定界定何謂廣博，而不是人文學科，也不是每一門通識課。¹³

程式專案，以及圍繞專案安排的學習

詹雨安早期的軟體作品，規模與目的各不相同。2017–2018 年，他與 Vibert Thio、Joey Huang 合作開發 Beact，一個在瀏覽器中運作的視聽樂器，結合音樂控制、視覺回饋，以及儲存使用者作品並將其編排成序列所需的技術。NTUAA.io 則是為台大南友會 2018 年活動製作的多人遊戲專案，在同一項實驗中結合遊戲邏輯、動畫與連線參與者。這些作品兼具社交與表達目的，並不是筆記軟體的早期版本。¹⁴

製作這類作品，改變了自主學習在實際工作中的意義。缺少某種能力，可能直接表現為專案裡的一道障礙：一個無法正常運作的互動、無法保存的狀態，或是一台必須協調多名玩家的伺服器。正在製作的東西提供了學習的理由，也部分檢驗了學習是否有效。它還讓學習者接觸到那些成功解完一道練習題時可能看不見的限制，包括易用性，以及展示作品與可持續維護的工具之間的差別。

在 2018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詹雨安主張，理解必須具體到足以掌握與運用。他在電腦科學與其他領域的例子之間往返，尋找能跨情境應用的結構。他關心的已不只是更有效率地記憶，而是如何辨識：名稱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共同的底層組織方式。¹⁵

這個時期的另一項專案「高品質資源推薦計畫」，則透過投稿整理有用的學習材料。詹雨安篩選投稿，資源獲採用的人可以取得整理後的資源集。他拒絕出售資源集的要求，因為付費可能削弱參與意願。這種安排把篩選整理與貢獻資源放在同一套機制裡：想取得資源，就要幫忙改善別人能從中學習的內容。¹⁶

使命、兵役，以及嘗試 Minerva 的決定

能夠自由選擇專案，並沒有立刻解答「一生該投入什麼」這個問題。在 2019 年 6 月的一篇文章中，詹雨安回顧一段對人生目的感到不確定的時期，以及自己對宗教、歷史、心理學、神經科學與哲學的探索。他區分了職業、職業運用的技能，以及它可能服務的更大目的。他也描述服完兵役後開始使用子彈筆記，並定期回頭檢視自己正在做的事。¹⁷

這些反思既不是一套已經定型的哲學體系，也不能證明他預先找到了日後要創辦的公司。它們呈現的是一位年輕成人，試圖找到可以比較不同選擇的尺度。職稱似乎太狹窄，抽象的志向又可能大到無法指引日常行動。筆記與專案，都是他在這些尺度之間來回調整的方法。

Minerva 吸引他的，是另一種教育安排，而不只是另一紙聲望卓著的學歷。他在 2019 年記錄這個決定時，談到申請之前與人的對話，也表達了對這所學校的興趣：它試圖以經過更周詳設計的學習模式，建立整個教育機構。他願意再次入學，這點相當重要。離開台大，並沒有終結他對有組織的教育，或對聚集在教育機構周圍的人們的興趣。¹⁸

休學一段時間之後，詹雨安正式結束台大學籍，並於 2019 年到舊金山進入 Minerva 就讀。他在 2020 年 11 月說明離開 Minerva 的文章中，展現了明顯的感謝：他重視學校培養的思考習慣，也珍惜在那裡認識的人。衝突仍然在於時間，但情況有所不同。課業與工讀，和創業實驗及人際關係爭奪時間。他估計，每週約有三十五小時用在學校要求的課業與工讀上，並描述自己曾試圖同時上課與參加創業會議的荒謬處境。¹⁹

因此，這兩次離校不宜被寫成同一種拒絕的重複。第一次引出了對課程限制的公開批判；第二次則是放下自己喜歡的事物，因為它的要求已不再容得下他想優先投入的工作與關係。兩個決定都無法只靠「輟學生」這個標籤充分解釋。

舊金山的友誼，以及移動的代價

一篇 2026 年的回顧補上了一些實際生活細節，這些往往不在常見的離校敘事之中。2017–2018 年間，詹雨安離開台大、失去學生宿舍之後，曾在一家小型軟體顧問公司的辦公室住了幾個月。到了舊金山，他與一位親近的朋友一起運動、做飯，也為其他學生準備便當。這些回憶讓住處、食物、陪伴與他人的幫助浮現出來，而不是把自由描繪成單靠意志就能獲得的東西。²⁰

疫情期間離開舊金山，也使他與朋友分隔兩地。他寫到自己與其中三位朋友多年來維持固定視訊通話，後來又在台灣和紐約相聚。維繫這些關係的，是反覆實踐的承諾，而不是持續居住在同一座創業中心。這些經驗也與他後來在英國的生活有關：地理上的移動擴大了可能性，同時也帶來維持關係所需的額外工作。²¹

如果把這段跨國經歷寫成一位創辦人毫無阻力地遊走全球的故事，就會失真。真正重要的，往往是一些普通的安排：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一個能一起做飯的人、一場排好時間、跨越時區的談話。他的文章把這些記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有助於事業的投入。

閱讀電腦史與尋找專案，2020–2021 年

到了 2020 年，詹雨安開始更明確地公開說明，自己想從事什麼樣的科技工作。〈The Context〉把這項工作放進極為宏大的框架，將人類理解力與知識的演進，連結到對智慧與宇宙長期發展的推想。這篇文章能說明他的志向與使用的概念語彙，但不是科學發現，也不是可直接執行的公司計畫。²²

〈A New City〉則從環境的組織方式切入。文中的城市比喻，讓活動與場所之間的關係成為重點，而不是把數位工具當成一堆互不相干的功能。2021 年發表的〈A Forgotten History〉，把他的興趣放進互動式運算的歷史，以及增強人類智識活動的志向之中。合讀這幾篇文章，可以看見他試著從個人的教育問題，走向設計能讓其他人思考的環境。^{23, 24}

Douglas Engelbart、Alan Kay、Ted Nelson 與 Seymour Papert 提供了一套不同於一般生產力軟體推銷說法的語彙。文章中出現這些人，不代表他們的研究計畫與 Heptabase 之間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也不代表兩者可以等量齊觀。不過，這確實有助於解釋，為何一款以卡片和白板為核心的軟體，會被創辦人描述為更大計畫的早期一環。產品必須小到足以做出來，也要具體到能讓人使用，但他想做這件事的理由，依舊指向更廣大的目標。

2021 年 11 月的 Heptabase 願景文章，將知識工作整理為探索、蒐集、思考、創作與分享等活動。這份材料的價值，一部分正在於這些志向與當時能實作的內容之間的距離。創辦人的願景可以吸引合作夥伴，也能幫助決定哪些事先不做；但在真正的使用者顯示自己會反覆執行哪些任務之前，願景也可能一直不夠具體。²⁵

創辦 Heptabase，以及學習執行長的工作

Heptabase 經歷了失敗的原型與合作夥伴的變動，才逐漸成形。最終，詹雨安與吳雨川一起處理設計及使用者相關工作，林昱帆則承擔主要的開發責任。²⁶

到 2022 年初，一次訪談已清楚呈現三人的分工：詹雨安負責產品方向、募資與客服；吳雨川負責細部設計與使用情境模擬；林昱帆帶領開發並負責技術管理。數據分析並非由單一創辦人專責。詹雨安的工作也因此出現轉變：從親自學習、製作各種東西，轉向維持一個不同部分各自仰賴不同成員判斷的組織。²⁷

Heptabase 進入 Y Combinator 的 2022 年冬季梯次。根據詹雨安的募資紀錄，截至 2022 年 3 月，公司已向數種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募得 168 萬美元。這個金額應被理解為當時公布的歷史數字，而不是目前的資產負債表資料。創投資金讓公司有了擴張的選項；同時，公司很早就開始爭取付費使用，而沒有把變現當成遙遠以後的階段。²⁸

在 2022 年 12 月回顧兩次離開大學的文章裡，詹雨安把此前幾年區分為探索期與執行期，也描述公司走到了能夠自給自足的階段。這是他事後對自身經歷的分期，不代表前幾年沒有產出，也不表示獲利已經解決了他先前對「想過什麼生活」的疑問。²⁹

此時，他的責任已涵蓋許多與最初所學技術知識相距甚遠的領域。學習必須用來支援實際決策，處理產品優先順序、現金、合約與顧客期待。這款知識工作軟體既是他銷售的產品，也是他嘗試取得維持公司運作所需知識的環境。

閱讀、白板與公開的工作紀錄

詹雨安分享如何使用 Heptabase 學習時，談到自己累積了大量卡片與白板，但更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他如何使用這些內容。他將使用者訪談放進一套可以比對反覆出現的問題的系統；閱讀留存率與產品數據分析的材料；也隨需求研讀法律、財務與電腦史。不同的研究問題產生不同的組織結構，而不是全部套入一套通用分類。³⁰

在 2023 年談知識獲取的文章中，他把蒐集、理解與建立連結區分開來。畫記一段文字，只是中間步驟；用自己的話重述一個想法，並判斷它與另一個想法有何關係，還需要另外下功夫。白板提供了把這些思考呈現在外部的地方，但白板的存在本身並不會代替人完成思考。這是在描述一種方法，並不是證明所有學習者都能同樣受益的對照研究。³¹

他網站上公開的書影音紀錄，讓人更全面地認識他。科學與哲學興趣，和小說、電影、漫畫及運動並存。列出一個人讀過、看過的作品，本身不足以證明影響；若沒有更明確的來源，就把某項產品功能歸因於他喜愛的一本書，也是不謹慎的做法。不過，這份紀錄至少讓人不至於把他的文化生活，縮減為那幾位最適合放進公司故事的電腦先驅。³²

寫作也是工作方式的一部分。公開解釋一個決定，必須選擇例子、說清楚差異，並把主張交給可能不同意的讀者檢驗。這些紀錄也保留了修正的痕跡。讀者能將早先的期待與後來對實際發展的說明互相比較，而不是只能讀到成功創辦人最後整理好的回憶。

2024 年搬到倫敦，以及擴大後的團隊

2024 年 3 月，詹雨安取得英國全球人才簽證（Global Talent visa）後，與部分同事搬到倫敦。他的文章描述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證明材料與推薦信的過程，也主張遠距公司可以讓部分成員遷居，而不必把所有人集中到同一座城市。這次搬遷既是個人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是公司行政歷程的一部分，但並不表示 Heptabase 從此沒有台灣團隊。³³

他後來比較台北與倫敦的文章，相當具體地衡量食物、房租、交通、公園、運動、博物館、購物、銀行與醫療。他喜歡倫敦某些都市與文化環境，同時想念台北的便利與食物。這些是個人判斷，不是對兩個社會作整體排名。它們也顯示，若只看稅率、接觸投資人的機會，或新創公司名錄上的總部欄位，就無法充分還原一個人為何選擇搬遷。³⁴

管理更大的組織，帶來了不同問題。在 2025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中，詹雨安說，團隊到 2024 年 6 月為止一直維持六人規模，並描述後來招募工程師的過程。他強調溝通、學習能力與小型公司的工作經驗，也承認前一年相當一部分的功能開發，並不是最值得投入心力的工作。這些是雇主的選人標準與自我評估，不是員工經驗的獨立證據。³⁵

這份承認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打破了「資源更多，結果就更好」的簡單等式。多一位工程師，可能讓團隊做出更多東西，卻不能決定那些東西究竟該不該做。對詹雨安而言，實際問題已轉向如何分配與協調別人的工作，也包括是否願意承認自己在優先順序上的判斷錯誤。

AI 與學習方法的轉變，2025–2026 年

2025 年 9 月，詹雨安以 Christopher Bishop 的《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為例，詳細說明自己如何運用 AI 學習。他著重的是，如何透過一連串解釋、提問與挑選過的上下文，讓艱深的原始材料變得更容易讀懂。他區分了兩種用法：在固定時間內閱讀較淺的材料，或藉助 AI 挑戰更困難的文本。³⁶

這個方法結合了來源選擇、PDF 解析、與模型對話，以及學習材料在空間中的配置。這份示範同時也在展示他所銷售的產品，這種雙重角色應該保持清楚。他的熱情可能真誠，例子也可能有幫助，但兩者都不足以證明普遍的學習成效，也不能免除把 AI 解釋與原始材料相互核對的必要。

到了 2026 年，公司對 AI 的重視，在使用者之間引發了關於費用、介面變動與開發優先順序的分歧。在一封社群公開信中，詹雨安承認這些疑慮，並說明公司轉向以 AI 為核心的學習方式的理由。他也宣布，自己與吳雨川會每天處理應用程式內的客服。這封信記錄了承諾，以及對批評的公開回應；它並不是承諾後來確實履行的獨立證據。³⁷

這與他寫大學教育文章時，是性質不同的教育經驗。如今，他必須為一個商業環境負責，而使用這個環境的人，需求與偏好未必符合他自己持續改變的學習方法。想要穩定的視覺化思考工具的使用者，與對 AI 介入的新學習方式感到興奮的創辦人，可能對同一份訂閱抱有彼此衝突、卻各有道理的期待。

工作、友誼，以及不再想最佳化的事

詹雨安在 2026 年 1 月的〈錘子〉一文中，質疑把商業與工程習慣延伸到生活所有領域的做法。他說明自己不願回到舊金山，是因為在那樣的環境裡，交換、效率與最佳化可能排擠其他與人相處的方式。他也寫到，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願意為在乎的人暫時放下工作的人。³⁸

這不表示他放棄了科技、商業或自律的工作。他仍持續領導 Heptabase。改變的是這些方法應適用到什麼範圍：成功地組織一家公司，並不表示同一套方法也適合友誼、美，或每一個如何運用時間的決定。他公開的「Mindset」頁面，同樣反對只用職業定義一個人，並認為人際關係本身就需要專注與承諾。³⁹

2026 年 4 月的一篇短篇遊記，記下愛丁堡的散步與景色、接觸這座城市歷史脈絡的經驗，以及搭火車前往曼徹斯特的旅程。這篇文章在整份寫作紀錄中的意義，一部分正在於它不需要被轉換成產品洞見。它在地理上的意涵，也比總部遷移公告狹窄得多：火車的目的地，不能用來確認居住地或公司的搬遷。⁴⁰

2026 年 10 月，詹雨安寫到父親過世，以及父子之間圍繞他的教育選擇所經歷的艱難過往。他回憶後來有一次談話，父親問他工作是否快樂；他也寫到，自己曾想像如何和解，如今卻已無法安排。這是他對一段家庭關係的個人敘述，不能據此替另一個人判定動機。文章讓悲傷與尚未完成的談話留在紀錄之中，沒有用公司的成功替它們收尾。⁴¹

因此，截至 2026 年 11 月，公開紀錄同時呈現了一家迅速變動的軟體公司，以及一位正在追問「人生哪些部分應該依循公司邏輯來安排」的創辦人。Heptabase 的未來仍未定；他選擇的工作，與他逐漸學會守護的其他承諾之間，會形成什麼關係，也仍未有定論。

來源與傳記材料的界限

關於詹雨安成長與學習歷程的細密材料，大多來自他自己的中文文章，並輔以專案紀錄、訪談，以及公司或加速器的資料。本文區分了當時寫下的記述與後來的回憶。自行報告的獎項、流量、營收、日常做法與判斷，並未被當成經過獨立查核的結果。英文原稿以英文轉述中文段落，而非將其呈現為逐字翻譯的引文；本繁體中文版亦保留轉述形式。

現有紀錄足以支撐對學習、工作、友誼、運動與移動的深入敘述，卻無法提供完整的家庭生活史、可靠的典型一日時間表，或每位合作夥伴的看法。不同來源對目前所在城市的標示也不一致。搬到倫敦有資料可據，後來離開倫敦的搬遷也曾被談及，但本文並未確立他之後移居曼徹斯特這件事。本文研究資料截至 2026 年 11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