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鳳

國際化：讓別人可以補完你無法掌握的世界

2005 年一篇關於軟體國際化的訪談，很能看出唐鳳當時處理問題的方式。其中包括與 Locale::Maketext 有關的工作：一個用某種語言寫成的程式，要如何在不要求原作者精通全世界語言的情況下，變成其他語言社群可以使用的軟體？唐鳳的工作之一，就是連接不同在地化慣例，使翻譯者與其他語言社群可以加入，而不需要重寫整套應用程式。6

如果把它直接說成後來民主理論的來源，會過度簡化；但結構上的相似性確實很強：先建立一個介面，讓別人可以提供你本來沒有的知識。

這和「萬能設計者」的理想完全不同。一個好的系統，不必由原作者預先理解每一個使用者，而應該能在作者原先知識之外，接受其他人真正有意義的貢獻。

Pugs：程式語言專案同時也是一場社會實驗

2005 年 2 月，唐鳳開始 Pugs 專案，以 Haskell 實作當時的 Perl 6。她自己的回顧把這件事放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技術網絡裡：與高嘉良／clkao 合作的版本控制系統 SVK、對 Haskell 製作的 Darcs 的興趣，以及商業程式工作帶來的實際需求。Pugs 並不是先有一份宏大的理論綱領，之後照表實作；它從幾個工具、社群與工作問題的交會處長出來。7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協作方式。熟悉 Perl 的人可以寫測試，描述語言應該如何表現；熟悉 Haskell 的人可以實作讓測試通過的功能。也就是說，不同社群可以利用自己既有的能力參與，不必先變成對方領域的專家。唐鳳也刻意降低提交修改的門檻，使一個複雜的程式語言實作變成兩個技術世界的交會場所。7

在這裡，一個很技術性的物件——測試——同時扮演社會協議的角色。參與者不需要共享完整的訓練、審美與理論立場；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共同可以檢驗的東西。

這會成為唐鳳之後最強的一條連續性之一：如果人們很難直接彼此同意，就先改變「他們必須同意的是什麼」。

Socialtext、SocialCalc、EtherCalc：合作本身有成本

她在 Socialtext、SocialCalc 與 EtherCalc 周邊的工作，又補上另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在她所寫的 EtherCalc 技術史裡，唐鳳從 Dan Bricklin 的 SocialCalc 試算表引擎談起，進一步處理多人同時編輯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網路傳輸量、伺服器記憶體、同步、操作如何拆分與更新。8

這些細節很重要，因為它們讓「集體智慧」離開口號。多人合作不是只要大家願意就會自動成立。每一次即時同步都要由運算、頻寬、伺服器與維護工作來支付。

這段歷史也修正一個常見的地理敘事。唐鳳曾強調，自己並不是典型「先到矽谷發展，之後回台灣服務」的人。她長期以台灣為生活基地，透過遠距合作進入海外軟體網絡。她也曾在 2010–2016 年之間為 Apple 提供顧問工作，涉及 Siri 所使用的軟體環境；但這不能被誇大成她「發明 Siri」或主導 Apple 的整體 AI 策略。5

因此，她的形成確實具有跨國性，但不是典型外派菁英的跨國性。台灣本身就是她嵌入國際軟體網絡的工作基地。

這個差異到了後來尤其重要：政府並不是把一位原本封閉在台灣內部的工程師「送到國際」。它招募的是一個早已透過開源社群、遠距工作與自由軟體文化長期跨越制度與國境的人。

g0v 不是唐鳳的組織

談唐鳳與台灣公民科技，第一個必須維持的信用分配是：g0v 零時政府不是唐鳳創辦、領導或代表的組織。

g0v 的 manifesto 明確拒絕單一中心與唯一代表。不同專案可以發展自己的協作方式；參與者包含程式設計者、設計師、文字工作者、研究者、社運工作者、公務員與其他各種人。它真正共通的是一組關於資訊、開源、協作與公共參與的方向，而不是接受一個人的指揮。9

高嘉良／clkao、瞿筱葳／ipa 等人都應放在這段歷史的前景。瞿筱葳參與撰寫、共同修訂 g0v manifesto，本身就提醒我們：g0v 的政治語言與文化語彙不是由某位明星工程師單向輸出。10

名稱把 gov 中的 o 改成 0，常被理解成「fork 政府」或做一個可以對照的零版。真正重要的不是修辭，而是做法：如果覺得一個公共系統不好用，可以先做一個替代品，讓「其實可以不一樣」變成可以操作的事實。

但「fork」和民主授權並不等價。志工可以做出更好的介面，卻不因此獲得決定政策的正當性。

唐鳳後來長期工作的空間，恰好就在這兩件事之間：示範另一種可能的能力，如何與正式制度真正作成決定的權力接上？

萌典：不那麼戲劇性，卻非常能說明方法

萌典 是理解這套方法的核心案例之一，正因為它不是一個主要用來政治討論的平台。

萌典讓原本已經存在的辭典資料，以更容易搜尋、互相連結、再利用的形式出現，涵蓋國語、台語、客語等資源，也衍生出可被其他介面或專案使用的資料與程式。唐鳳在這裡並不是辭典知識的創作者。那些內容依靠的是語言學、辭書編纂、政府與民間長期累積的材料；而程式碼與底層辭典資料也有各自不同的授權條件，不能把所有東西一概寫成「唐鳳開放了資料」。11

真正的文化介入，在於改變既有知識的社會生命。

一個機構可能早已掌握大量知識，但如果它難以搜尋、難以連結、難以再使用，實際能進入公共生活的程度仍然有限。把它轉換成可被操作的數位形式，會讓別的人在原機構沒有預先規劃的地方開始使用它。

周邊的原住民族語言科技更能看見信用分配的重要性。2015 年關於阿美語辭典的報導，記錄了 Lafin Miku、林哲民／Miaoski Lin、蔡維庭 等志工，以及更早與 蔡中涵、方敏英神父 Maurice Poinsot 等相關的語言工作。Lafin 的參與尤其重要，因為它把技術專案連回實際語言使用社群。這些人不是唐鳳傳記中的「協助者」；那個專案本身有自己的作者與知識權威。12

也正因如此，它值得出現在唐鳳的網絡圖譜裡。

唐鳳所處世界最強的一種形態，不是把每一條線都拉回自己，而是做出一些可以被再利用的技術與制度條件，使其他人的專案能夠成立，而且那些專案的知識、優先順序與正當性仍然屬於他們自己。

vTaiwan 到底是什麼

vTaiwan 是一套結合線上工具、實體會議、促進與政府對口的政策諮詢流程；它不是 Polis 的另一個名字。

其典型結構包含議題提出、意見蒐集、反思與整理，以及進一步把結果帶入政策或法規討論。參與不只發生在線上；需要促進者，也需要對口部會實際投入。歷年處理的題目多與數位經濟、平台與新型態管制有關，包括叫車服務、金融科技與非自願私密影像等議題。14

GovLab 的案例研究尤其指出一個很不戲劇性的條件：一個議題要進入 vTaiwan，需要有願意處理它的政府對口，也要有願意承擔流程的人。法律與政策中介也很重要，例如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等機構曾協助把公開討論轉成制度可以使用的材料。15

更廣的實作者網絡中，可以看到 林書漾／Shu-Yang Lin、Yu-Tang Hsiao、Darshana Narayanan、Claudina Sarahe 等人的研究、促進與設計工作。這不是一群工程師把一位部長的概念實作出來，而是一個跨越軟體、互動設計、促進、政策與研究的實務世界。15

Polis 提供什麼，也沒有提供什麼

Polis 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與技術史，與 Colin Megill、Christopher Small、Michael Bjorkegren 等人相關，之後由 Computational Democracy Project 維護與發展。唐鳳的重要性主要在於採用、推廣、制度應用與公共論述，而不是她單獨創造了這套系統。1316

參與者可以提出簡短陳述，其他人以同意、不同意或略過回應；系統依回答模式顯示群組與意見分布。這些群組反映的是「在某一次討論裡的回答結構」，不是演算法發現了參與者永久、真實的政治身分。16

Polis 的政治吸引力相當具體：一場討論看起來可能只有兩派互罵，因為最顯眼的是最對立的發言；另一種介面則可以把「兩邊其實都同意的陳述」顯示出來。

但 Polis 不會自己決定：哪個問題值得被問、參與者是否足以代表受影響人口、政府必須對結果負什麼法律義務。這些仍然是制度與政治選擇。

Uber：有意義的成果，但不是政治經濟的終結

Uber／計程車相關諮詢是 vTaiwan 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它確實讓平台、既有計程車產業、使用者與政府部門的意見進入比較有結構的討論，也使如登記、保險與公平規則等議題的共同點更容易被看見。15

這是一項真實的成果：原本彼此敵對或缺乏共同語言的參與者，獲得了一種更容易呈現關切的形式。

但它並不等於「Uber 的政治經濟已被共識解決」。

司機、既有牌照持有人、乘客、地方政府與跨國平台，即使能在某些原則上形成共同意見，仍然可能對收入、風險、進入市場的權利與談判能力有根本衝突。

更好的討論可以把那些衝突看得更清楚，不必假裝它們不存在。

報稅介面：一個比「開放政府」口號更能看見制度變化的案例

2017 年報稅系統改善尤其值得細看，因為它留下了相當具體的人與流程。

使用者經驗工作者 卓致遠 先在 Join 平台提出關於報稅系統的問題。之後，PDIS 與財政部安排協作會議與工作坊，讓使用者、設計者與第一線行政人員共同拆解問題，再把原型與建議交給實際承包廠商製作。財政部專案經理 葉坤銘 曾描述，直接和公民一起工作對既有行政文化而言並不自然，甚至連把工作坊牆上的大量便利貼帶回機關說明，都需要新的報告方式。20

唐鳳的角色不是自己重畫每一個按鈕。

真正的制度介入是把知識進入政府專案的路徑改掉：

抱怨／提案 → 讓真正受影響的人進入現場 → 共同診斷 → prototype → 承包與正式實作。

對設計工作者而言，這個序列可能看起來很普通；但對一個原本主要依照公文、採購、權責與專案管理運作的行政機關，它是一種工作關係的重新安排。

因此，政務委員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其實是替另一種工作方法提供政治遮蔽與正當性。這是我從案例作出的制度分析，不表示所有部會後來都完整採用同一模式。

公開紀錄本身就是工作媒介

唐鳳長期公開談話紀錄，也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立計畫。如今相關 archive 與她的弟弟 唐宗浩／Bestian Tang 共同維護，可以搜尋特定發言、保留上下文；多數材料除另有標示外以 CC0 釋出。它也區分「原始紀錄的檢索」與後來 AI 對紀錄所做的整理。21

這改變了一場會議的社會生命。

通常會議發生完就消失，只剩參與者的記憶、簡報與正式紀錄。被公開、可檢索之後，對話可以變成其他公民、研究者、媒體與後續專案的材料。一個不在房間裡的人，也比較可能回頭檢查某項主張當時到底如何被提出。

當然，公開不等於真實。人知道自己會被記錄，可能改變說話方式；敏感討論可能移往未公開管道；一份逐字記錄可以非常精確地保存一個錯誤說法。

所以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所有事情都透明了」。

而是：部分原本會消失的治理勞動，變成可以被後人檢查與再利用的公共材料。

黑客松與 follow-through 的問題

總統盃黑客松又把這個邏輯推向另一個形式。它的重要性不只是競賽，而是試著讓公務員、研究者、公民技術工作者與決策層在同一個專案週期裡工作，使被選中的提案有機會得到較高層級的支持。18

包括平方投票等機制曾在這類情境被實驗使用；它們不應和台灣正式選舉的投票制度混為一談。

唐鳳式的問題因此不是「誰有好點子？」而是：

什麼樣的制度安排，可以讓好點子在真正遇到必須實作它的政府組織之後仍然活下來？

口罩地圖不是政府從零發明

2020 年疫情初期的口罩地圖，是唐鳳最具國際知名度的故事之一，也最容易被錯誤濃縮成「她做了一個口罩 app」。

早在 2020 年 2 月，台南 好想工作室 的 吳展瑋／Howard Wu 就做出群眾回報式的口罩地圖。大量使用很快帶來技術與經濟問題：Google Maps／Places API 的費用暴增，報導曾提到約兩萬美元規模，後來由 Google 處理免除相關費用。唐鳳之後與開發者接觸；真正關鍵的下一步，是隨著健保藥局口罩實名制出現，政府把較可靠的藥局存量資料開放出來，使各種民間介面可以建立在同一套官方資料之上。22

這個案例把公民科技最強與最脆弱的兩面同時暴露出來。

一個人可以極快地做出有用的公共服務，但「成功」本身可能讓他突然背負巨大的雲端帳單。看起來免費的公共工具，仍然依賴有人支付 API、伺服器、頻寬與維護成本。

唐鳳真正有價值的介入，不是把吳展瑋的專案收編成自己的作品，而是把一個民間 prototype 接到更可靠的政府基礎設施：健保、藥局、配給規則與官方資料。開放資料又讓它不必只剩一個官方 app，而可以出現多個民間介面。23

這是幾種能力的組合：開發者的速度、政府的授權、行政資料、私有平台基礎設施，以及實際物流分配。

地圖不會製造口罩；把存量資料開放，也不等於建立了配給制度。這個案例證明的是：開放協作可以顯著改善既有公共系統的可見性與使用方式，而不是公民 hack 可以取代公共能力。

1922 簡訊實聯制：更難的問題在治理，而不只是架構

2021 年的 1922 簡訊實聯制 則顯示另一面。這套系統希望降低民眾與店家記錄資料的摩擦，也避免每一間商店都自行保存訪客個資。

但把資料從店家移開，並不等於資料不再具有治理問題。

台灣人權促進會 當時就提出：資料是否真的會按期刪除，誰能審計？電信業者參與的規則是什麼？如何防止二次利用？同一時期，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曾把特定隱私疑慮與可能處罰「假訊息」的說法連在一起，也引起爭議；那不是唐鳳本人所說。24

這個案例對「信任」的語言非常重要。

一套技術架構可以很認真地降低某些風險，仍然無法取代法律、監督與權利保障。公民不需要先完整理解系統工程，才有資格詢問：資料為什麼被蒐集、保存多久、誰能存取、如果政府說法錯了要如何追責。

如果把唐鳳自己的參與式政治理念推到最嚴格的程度，它會得出一個很高的標準：

值得信任的系統，應該連「不信任它的人要如何安全地質疑」都設計進去。

它的思想系譜不是一句「東方哲學＋科技」

《Plurality》關於 connected society 的章節，明確討論 Henry George、Georg Simmel、John Dewey、Norbert Wiener。其中 Simmel 對多重社會圈交疊的理解尤其重要：一個人不應被一個單一群體身分完全定義；多重、相交的關係同時產生個體性與連結。Dewey 則提供另一種公共概念——public 不是一個早已完成、等待被測量偏好的固定人口，而是圍繞共同後果形成的群體。33

另一條歷史則回到 J. C. R. Licklider、Douglas Engelbart、Ted Nelson 等人，把計算技術理解成人類能力的擴增、通訊與關係基礎設施，而不只是用機器取代人類判斷或最大化平台 engagement。34

要注意，這些是《Plurality》成熟期所建立的思想系譜，不等於每一位都是青少年唐鳳直接接受的 formative influence。一個後來完成的共同著作，可以回頭建立一個能解釋自己實踐的歷史祖譜。

我對《Plurality》的一個理解是：它試著替唐鳳長期做的事情補上一套「社會單位」的理論。

孤立個體不足以描述她的政治想像；中央化制度也不足。真正重要的是重疊的關係、具體社群，以及那些使不同社群可以合作而不必變成同一個東西的協定。

它不是只有價值，也包含機制

《Plurality》的世界不只是「合作很好、多元很好」。其中也包含相當具體的制度機制，例如 quadratic voting／平方投票：一個人如果想把更多票集中在同一選項上，成本會非線性上升。其目標是讓偏好強度可以被表達，同時限制單一參與者把全部影響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能力。35

這不代表平方投票天然公平。它實際如何運作，仍然取決於初始票券分配、參與資格、策略性操作、議題設計等條件；也不應被誤寫成台灣正式選舉所採用的制度。

更廣義的問題是：機制設計很容易被要求承擔太多道德工作。

沒有任何一套投票或聚合公式可以單獨告訴我們：哪些資源應該共同所有、誰應該算在相關公共裡、哪些結構性不平等必須在參與開始之前先被處理。

credits 本身就是網絡地圖

《Plurality》的 credits 很值得當正文閱讀。

Holly Herndon、Mat Dryhurst 把藝術創作、共同作者與 AI 的問題帶進來；Puja Ohlhaver、Kaliya Young、Vitalik Buterin 分別連到身分、制度與去中心化技術周邊的討論；日本的 西尾泰和 NISHIO Hirokazu 等人參與編輯工作；Tenzin Yangtso 等人也在整體協作製作裡具有實質角色。視覺、技術、翻譯與編輯貢獻被分別列出。36

這不是「一位經濟學者和一位前部長寫一本書，其他人協助」。

它更像是：在做出一個知識物件的同時，也試著召集一個能辨認自己屬於同一問題場域的 constituency。

書的製作方式因此成為論點的一部分：共同知識應該可以擴充、翻譯與再利用。

但公領域授權並不會讓編輯權力消失。仍然有人決定章節架構、哪些貢獻被放在中心、共同工作最後以什麼形式被代表。

Anthropic：參與是真的，但權力仍有清楚邊界

2023 年 Collective Constitutional AI 實驗很適合用來看這個差異。Anthropic 與 CIP 從約一千名美國成年人蒐集意見，使用 Polis 整理，再把這些意見轉化成一套實驗性模型 constitution，並比較依公共意見建立的 constitution 與 Anthropic 原本方法所訓練出的模型。40

這比一般產品滿意度調查實質得多：公眾意見真的進入了模型原則的建構。

但它沒有使 Anthropic 的公司治理變成民主制度。研究者仍然決定實驗的設計、招募、如何把陳述轉成規則、訓練程序、評估方法與最後是否部署。40

成就與限制應該同時保留：

參與可以讓一家公司的研究過程更能回應公眾，卻不等於公司本身因此接受公民治理。

台灣 2024 公民審議：抽樣與制度系譜都重要

2024 年 3 月關於資訊完整性的審議活動，則代表另一種路線。數位部資料記錄了約 20 萬封簡訊邀請、1,760 位有效報名者、447 位正式參與者、44 個小組。招募試圖使組成達到一定平衡，而不是把網路留言區直接視為公意。41

主辦網絡包括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與 Stanford 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等，延續一套既有 deliberative polling／審議民主研究傳統。這表示唐鳳進入的不是只有新創 AI 安全圈，也包括長期發展的政治學與公共審議制度。41

描述時仍然需要精準。

一個經過分層招募、最後由願意參與者構成的審議群體，不等於對全體人口進行完全隨機抽樣；它對法規或政策的貢獻，也不能被寫成「公民自己直接寫出法律」。Civic AI 自己的方法說明也逐步補入這類限制。42

比較有力的主張是：

公眾判斷可以在 AI 治理中成為一個比「產品快要上線才開一場說明會」更實質的輸入。

Project Liberty：改變社群平台的底層關係

2024 年 6 月，Project Liberty Institute 宣布唐鳳出任 senior fellow，並加入 Decentralized Social Networking Protocol（DSNP） 的 advisory council。該機構周邊合作網絡包括 Georgetown、Stanford、Sciences Po 等學術單位；其創辦人 Frank McCourt 長期主張應讓使用者對數位關係與資料具有更高自主權。43

這和主持一次政策諮詢的尺度很不同。問題變成：人的社會關係是否必須被鎖死在某一家平台之內？社交圖譜、身分與資料能否成為可攜的基礎設施？

但這個世界的經濟結構也不同。McCourt 具有巨量私人資本；他在 2024 年曾公開提出收購 TikTok 的意向，也讓這套「開放公共數位空間」願景和大型私人資本的關係變得非常具體。那是當時提出的收購計畫，不能和 TikTok 今天的實際所有權狀態混寫。44

真正的問題是：私人資源能否協助建立具有公共性的底層協定？又有什麼治理安排可以避免公共基礎設施最後只是另一位資助者的領地？

ROOST：把平台安全能力變成共享基礎設施

ROOST（Robust Open Online Safety Tools） 比較接近操作性組織。它在 2025 年成立，目標是把 trust & safety、moderation 等技術基礎設施做成開源工具，尤其讓沒有能力自行建立完整安全團隊的小型平台也能使用。成立時公開資料提到約 2,800 萬美元初始資金，並與 Columbia Institute of Global Politics、科技公司與慈善資助網絡相連。45

其組織角色需要分清楚：Camille François 是 President & CEO，Juliet Shen 負責產品；唐鳳是董事會成員。她在這裡比較接近治理、方向與召集，而不是每個工具的主要程式作者。46

兩個具體產品很能看出這個機制：Coop 的技術來自 ROOST 向 Cove 取得的智慧財產；Osprey 則原先由 Discord 發展，之後捐給 ROOST。這些工具支援 moderation workflow、事件調查與安全處置。47

這個動作和唐鳳很早期的軟體世界重新接上：

一項原本只有大型組織才負擔得起的能力，如果能被轉成共享基礎設施，會有完全不同的社會效果。

但開源不等於獨立。捐錢、捐 code 或提供專業能力的平台公司，仍可能影響問題設定；一個小型社群就算拿到很強的 moderation 工具，也仍需要人來操作、申訴制度、規則與對「何謂傷害」的正當說明。

Cooperative AI：另一種研究問題

2025 年，唐鳳加入 Cooperative AI Foundation 董事會。這條線主要連到 AI 系統之間的合作能力、博弈與如何避免破壞性的策略互動。48

它和 CIP 的 public deliberation 不同，也和 ROOST 的網路安全工具不同。

如果全部都叫「AI safety」，會遮住至少四件不同的事：AI agent 如何互動、人類如何共同決定價值、平台如何 moderation、以及公司／國家如何治理大模型。

唐鳳的網絡有趣之處，是她反覆在這些領域之間移動。真正需要觀察的不是詞彙有沒有互相借用，而是這些移動最後有沒有產生可以操作的翻譯。

為什麼 care ethics 不是換一套比較溫柔的字

這個框架直接引用 Joan Tronto 的政治性 care ethics，也與 Yuk Hui 許煜 關於 technodiversity 的問題相遇。它關心：誰的需求被注意、誰承擔責任、照顧工作是否有能力做好、受影響者能否回應，以及一個系統如何與其他系統共存而不無限擴張。51

這會對唐鳳較早期的「參與」框架形成實質挑戰。

參與式制度很容易偏愛最有時間、語言能力、技術能力的人——也就是能出席工作坊、能理解介面、能把問題整理成一段好提案的人。

care-centered 的框架必須問：

那個無法來參加的人怎麼辦？

那個因為依賴照護而很難拒絕系統的人怎麼辦？

那個需求很難被壓成 proposal 或 vote 的人怎麼辦？

它也把「一次被邀請參與」與「有人持續對後果負責」分開。

我認為 Green 帶進唐鳳世界最重要的東西，不只是另一個 AI 應用領域，而是一種對「能自己參與、能自己離開」的理想化參與者模型的挑戰。

反對 optimization：不要讓人類開始模仿機器

唐鳳 2026 年的文章 〈AI and democracy: the right to resist optimization〉 延續了這個方向。問題不只在「AI 越來越像人」，也在於人是否開始為了讓系統方便處理，而把自己重塑成機器容易辨認的形式。52

讓 AI 協助整理、翻譯或準備，和讓一個自動代理完全取代人的出席、判斷與責任，並不是同一件事。

這使唐鳳的科技政治產生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技術的目的，不只是讓人類做更多事情，而可能是保護某些不應該被最佳化的生活形式。

Civic AI 計畫也預告與 Green 合著的 《Civic AI: 6-Pack of Care》，目前出版資訊列為 Wiley、預計 2027 年 2 月出版。截至本報告時間，它仍是 forthcoming，不應被當成已出版著作。計畫也包含 Nicky Case 的圖像／互動式說明工作，把這套論點轉換成另一種公共媒介。50

一個很意外的新參照：Patrick Deneen

唐鳳現在的個人網站把一個正在形成的方向稱為 techno-communitarianism，並提到把 Plurality 與 Patrick Deneen 對自由主義的 communitarian critique 放在一起思考。53

這是唐鳳對自己新階段思想的描述，不代表她與 Deneen 有直接合作，更不代表接受他全部政治主張。

但這確實帶入一個新的張力。

社群可以保存記憶、互助與照顧，也可以要求服從、限制退出，甚至決定誰才算「真正的成員」。一套批判原子化個人主義的社群論，如果只把「community」本身當成答案，反而可能重新製造支配。

對唐鳳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

Plurality 如果真的要維持其名稱所承諾的東西，就不能只處理「不同社群之間如何合作」，也必須處理「一個社群內部的人要如何安全地不同意這個社群」。

這會是她下一階段最值得追蹤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