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Lamarre

生物學、法文與轉向日本研究

Lamarre 的官方教育經歷從喬治城大學的生物學與法國文學開始，接著是在艾克斯－馬賽第二大學取得海洋學理學博士（docteur ès sciences）。芝加哥大學的紀錄列出他於 1987 年取得文學碩士、1992 年取得博士。這些是他先後接受訓練的領域，不能據此編成一個捨棄科學、轉投文化的簡單故事。公開資料不足以確定他為何轉換學科、如何負擔轉換期間的開支，或當時伴隨哪些私人生活處境。^{7, 8}

不過，這樣的組合確實有助於理解他後來展現的能力。以日文進行歷史研究，需要語文與文化知識；法文能力讓他能長期從事翻譯，並深入歐陸哲學；科學訓練則為理解生物、環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提供另一套語彙。PlantMediaCollective 的介紹明確將他近年的核生態研究，與早期在細胞生物學、微生物學和海洋科學方面的訓練聯繫起來。這比事後把海洋學博士解釋為所有後續著作的預兆，更能作為連貫性的證據。⁹

Lamarre 認為，芝加哥的大眾文化人類學與工作坊滋養了他的研究。他在日本住過企業男性宿舍，一面蒐集材料，一面與人分享漫畫、觀看《七龍珠》。在此之前，他已讀過法語漫畫。這段回憶沒有交代公司名稱，也未確認他與該公司有僱傭關係。¹⁰

這段回憶補上了出版目錄無法呈現的部分：在媒介被轉化為學術分類之前，他先接觸了人們如何使用媒介。一起追看連載、交換材料、在交談中反覆談起作品，都不同於把一件孤立的藝術品視為國家文化的表達。他後來對流通與集體生活的重視，與這段經驗相呼應，但現有證據不足以斷言，宿舍經驗就是決定其思想方向的唯一原因。

麥吉爾：教學、歷史研究與編輯工作

他於 1992 年開始在麥吉爾教授動畫與漫畫；據他回憶，學生起初有所抗拒，十年後的接受程度則已大幅提高。¹¹

麥吉爾提供了一個長期而穩定的環境，讓幾種工作得以並存。日本歷史研究、動態影像分析與哲學翻譯，並不是依次相互取代的幾份工作。他的工作跨越東亞研究、藝術史與傳播研究，並在《Mechademia》年刊及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 Parallel Futures 書系擔任編輯職務。^{12, 13}

麥吉爾保存的一份出版目錄，也顯示了專書以外的編輯勞動。其中包括與 Joseph Murphy 合作的 Visuality in Modern Japan、Between Cinema and Anime 專號、與Kang Nae-hui合作的 Impacts of Modernities，以及與 Tani Barlow、Yukiko Hanawa 和 Donald Lowe 合作的 Against Preemptive War。較後面的項目則列出他與 Christopher Bolton、Frenchy Lunning 在《Mechademia》的合作。這些都是共同建立學術討論平台的具體紀錄，但不表示所有參與者構成同一個學派。¹⁴

他的〈御宅族運動〉（“Otaku Movement”）收錄於依田富子（Tomiko Yoda）與 Harry Harootunian 主編、2006 年出版的《日本之後的日本》（Japan After Japan）。這部論集將通俗文化放在經濟衰退、國家認同、勞動與戰後知識組織等問題旁邊討論，也顯示 Lamarre 參與的批判性日本研究對話遠超出動畫範圍。¹⁵

這些制度安排是理解其職業運作方式的重要部分。教學讓他反覆有機會向不同讀者說明問題；期刊與編輯論集容納了比專書更短、或更具集體性質的論述；大學出版社則把艱深的著作與譯作帶給專業讀者。現有紀錄足以描繪這套支撐研究的基礎，但不能支持關於他的薪資、私人財產、每日寫作時數，或某個時期經濟是否寬裕的說法。

《揭開平安日本》：閱讀書寫的表面

Lamarre 的第一部重要專書《揭開平安日本：感覺與銘寫的考古學》（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2000），研究早期日本的宮廷詩歌與書法。它挑戰一種回溯性的解釋：把平安文化當作同質的國族語言與認同的起源。他的方法結合文本詮釋、對書寫的視覺觀察，以及政治史。書寫的表面本身十分重要：運筆動作、風格差異、文字與圖像的關係，都不能簡化成語音的轉錄。¹⁶

本書的材料包括圖像借音的文字遊戲、假名與紀貫之的詩學，並獲得 2002 年 John Whitney Hall Book Prize。¹⁷

這些具體對象讓該研究有別於抽象地譴責民族主義。Lamarre 實際檢視的是，後來關於文化統一性的敘事，究竟以哪些材料建構而成。

這部早期作品也讓一種常見的職涯印象變得複雜：他並非單純從古典文學走向新媒體。在這裡，書寫已經是感知與社會關係的物質性安排。因此，與後來動畫研究最有意義的比較，在於方法：細察表達技術，足以動搖看似不證自明的文化分類。把書法和動畫說成同一種媒介，或用前者替後者建立綿延不絕的國族譜系，都會言過其實。他恰恰反對這類文化連續性的假設，這也正是並置兩種研究之所以有用的原因之一。

《銀幕上的陰翳》：翻譯谷崎的電影論述

《銀幕上的陰翳：谷崎潤一郎論電影與「東方」美學》（Shadows on the Screen: Tanizaki Jun’ichirō on Cinema and “Oriental” Aesthetics）於 2005 年出版。Lamarre 集結谷崎與電影相關的文章，提供大量註解的譯文，並搭配篇幅可觀的評論。所譯作品大多寫於 1917 至 1926 年。英語讀者往往透過谷崎後期小說與《陰翳禮讚》認識他；這部書讓人得以看見他作為早期電影參與者的一面，以及他對種族、性、感知與現代性的實驗。¹⁸

這部書清楚展現翻譯如何成為研究。Lamarre 並不是替一批英語讀者早已熟悉的文本附加理論解讀，而是協助建立了讀者可以檢視的文本群。譯文與評論相互配合，讓讀者得以用原先較難接觸的材料，檢驗書中的詮釋。

Anne McKnight 當時的書評指出，譯文與評論交替出現的結構十分重要。它動搖了那種熟悉的說法：谷崎曾從西化的現代主義，決然「回歸」日本傳統。電影式的疊印、重影與不斷變化的感官經驗，其實延續於這條看似鮮明的分界兩側。McKnight 也提出，希望更完整地討論美國東方主義與日本電影回應之間的關係。這篇書評同時記下了本書開啟的視野，以及仍待後續處理的問題。¹⁹

這也關係到 Lamarre 自己的研究實踐。日本材料並非僅被用來說明在別處發展出來的理論；重新建立文本群，會改變歷史問題與概念問題本身。在這裡，翻譯、文獻研究、電影史與詮釋結合為一項長期工作，這樣的安排在他後來翻譯法國哲學時，仍然十分重要。

《動畫機器》：賽璐珞片、圖層與運動問題

2009 年出版的《動畫機器：動畫的媒介理論》（The Anime Machine: A Media Theory of Animation），從影像如何被構成出發。賽璐珞片、動畫攝影台、合成、繪圖在不同圖層間的配置，以及產生運動的技法，都是它持續關注的對象。案例涵蓋宮崎駿、庵野秀明、村上隆與 CLAMP。這樣的範圍，使全書不只是單一作者或工作室的研究。²⁰

書中的核心區分涉及兩種運動取向。「電影式運動」（cinematism）指向深入景深的運動傾向，以及為移動視點組織起來的世界；「動畫式運動」（animetism）則將注意力引向影像平面之上與平面之間的運動。前景、角色與背景可以各自以不同方式移動，圖層之間的間隔因而具有生產力。這些是分析上的傾向，不是把所有真人電影歸入一類、所有動畫歸入另一類的硬性規則。²¹

這個區分改變了評論者觀察的重點。除了問角色代表什麼，還可以問：角色如何與環境分開？視線如何在畫面內分配注意力？影像又如何不必持續重畫所有細節，就能讓人感受到運動？因此，不必只把「有限動畫」評為未能充分模擬完整運動的次等成果。它的安排可能在靜止、運動與觀看之間，建立另一種關係。²²

因此，書名中的「機器」超出了攝影台本身。它指的是力量與關係的生產性組織，包括技術流程，以及這些流程所支撐的感知可能性。稱之為機器，不代表某種裝置會機械地決定唯一的社會意義。這本書試圖證明，技術組織具有不可忽略的解釋力，無法完全被國族文化象徵或敘事詮釋所吸收。²³

書中對 CLAMP《Chobits》的分析，也探討性別與慾望：女性人形機器人中介了慾望，而不只是填補男性主角的匱乏。²⁴

理解這個主張的一種方式，是想像對同一幅影像進行兩種分析：一種追蹤故事中圍繞技術的衝突；另一種追蹤影像本身如何安排觀眾與空間、運動的關係。兩者可以並存，但後者可能揭示前者未觸及的部分。

動物形象、種族秩序與〈物種主義〉系列論文

在發展動畫理論的同時，Lamarre 也研究動畫中的動物如何參與政治世界。〈物種主義，第一部：戰時動畫中種族向動物的轉譯〉（“Speciesism, Part I: Translating Races into Animals in Wartime Animation”）於 2008 年刊登在《Mechademia》。它的問題比「卡通裡有種族歧視的刻板印象」更具體：當人群之間的區分，透過物種之間的區分重新組織時，會發生什麼？²⁷

這個轉向之所以重要，在於動物可以被納入一個看似包容的共同體，而那個共同體仍維持階序。歡樂的多物種組合並不自動意味著平等。批判工作需要檢視的是，它讓哪些關係顯得自然或值得嚮往。這與他早期國族形成研究的連結，在於關注一個集體如何透過表達方式被組合起來，而不是預設所有再現都重複同一套意識形態。

這個系列接著發表了 2010 年的〈手塚治虫與多物種理想〉（“Tezuka Osamu and the Multispecies Ideal”），以及 2011 年的〈幼態延續與生命政治〉（“Neoteny and the Politics of Life”）。論述從戰時的種族秩序，推進到多物種生活的抱負與困難，以及年幼或可愛身體所牽涉的政治問題。這些是各自獨立的論文，不宜被壓縮成一套關於動物隱喻的單一論證。^{28, 29}

他為《文化的政治：圍繞酒井直樹的工作》（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round the Work of Naoki Sakai）撰寫的戰時動畫與多族群民族主義論文，將這項研究帶入另一個合作場域，連結了動畫研究與文化、國族邊界的批判。³⁰

與理論並行的翻譯：2012 至 2023 年

翻譯是 Lamarre 著述的重要部分，也涉及不同形式的合作與責任。川又千秋的小說《死亡句子》（英譯本 Death Sentences）於 2012 年出版，由 Lamarre 與 Kazuko Y. Behrens 共同翻譯。小說中危險的詩及其流傳，確實與他對媒介效應的興趣相近；但小說是川又的作品，不能因為它與 Lamarre 的研究關切相似，就忽略原作者與共同譯者。³¹

他翻譯 Muriel Combes 的《吉爾貝・西蒙東與跨個體哲學》（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Transindividual），並撰有前言與後記。西蒙東的語彙有助於提出一個反覆出現於 Lamarre 研究中的問題：個體與集體如何透過關係生成，而非以早已完成的單位身分進入關係？書目紀錄區分了 2012 年的發行時間與 2013 年的版權年份。這是 Combes 對西蒙東的詮釋著作之譯本，不是 Lamarre 直接翻譯西蒙東。³²

David Lapoujade 的《威廉・詹姆士：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William James: Empiricism and Pragmatism），於 2019 年 12 月發行，出版標示年份為 2020 年，也包含 Lamarre 提供閱讀脈絡的文字。它對經驗與關係的關注，為媒介研究帶來另一場哲學對話。出版社特別指出，他的後記涉及唯物論存有論、情動與知識論。這裡有一種具體的實務連結：導論與後記讓譯者得以說明，一部作品進入新的語言與學科環境後，會開啟哪些可能。³³

2023 年，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 Isabelle Stengers 的《共同生成意義》（Making Sense in Common），由 Lamarre 翻譯並撰寫導論。本書關注人們如何在生態與政治壓力下，共同思考和行動。它與他的環境研究關係密切，但翻譯仍是與另一位思想家計畫的相遇，不能因此認定譯作中的每個立場都代表譯者自己。³⁴

這些工作也提醒我們，不能誤讀他的時間線。法國哲學並非等到動畫研究之後才出現，翻譯也不是退出原創研究後的選擇。歷史文獻、文學與哲學翻譯，交錯出現於他生涯的不同階段。它們各自要求譯者判斷語感、專門詞彙、解說與註釋的配置，以及可以合理預期讀者已經掌握哪些知識。

《動畫生態》：電視、身體與發行流通

《動畫生態：電視、動畫與遊戲媒介的系譜》（The Anime Ecology: 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於 2018 年問世。《動畫機器》著重製作與影像組織，這部後作則探究電視、發行流通與媒介基礎設施。全書分為三部分，從螢幕與大腦的關係，轉向電視史，再討論家庭廣播、家庭劇院、遊戲活動與可攜式介面所構成的複合體。³⁵

1997 年的《寶可夢》電視播出事件，將閃爍影像、身體反應與收看行為的規範帶入研究。³⁶ 問題超出了單集內容。他後來在康乃爾大學的演講，則探討基礎設施、感受能力與權力。³⁷

本書對電視的處理，也反對把媒介歷史簡化為「新媒體」取代廣播的先後交替。動畫在電視、錄影、遊戲、可攜式裝置與網路流通之間移動；它們之間的連結與邊界同樣重要。2017 年的論文〈平台生成性：媒介研究、區域研究〉（“Platformativity: Media Studies, Area Studies”），則從媒介平台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提出相近的問題，包括個體與集體如何形成。³⁸

Simon Gough 的書評特別注意到，本書運用了日本的電視研究，並分析《蠟筆小新》、《名偵探柯南》、.hack 與《女神轉生》等跨媒介系列。這些案例讓人能研究超出單一節目、又不能只靠列出商品清單來理解的組織方式。電視是媒介與社會實踐之間不斷發生歷史變化的連結，而不只是房間裡一個長方形物件。³⁹

就 Lamarre 的工作方法而言，這種擴展帶來了棘手的尺度問題。細緻的形式閱讀，必須與發行流通史及不同基礎設施類型的區分並存。完全停留在場景內部的解讀，會錯失其流通；只看到全球產業的解讀，則會遺失影像與介面的具體運作。他的書在這些層次之間工作，也承擔了一種風險：概念工具可能比任何單一案例都更難掌握。

杜克與芝加哥：任職、教學與新的合作

從麥吉爾到芝加哥的轉換途中，還有一段容易被簡略履歷遮蔽的杜克經歷。2019 年 1 月杜克「批判亞洲人文學」學程的公告，將 Lamarre 列為教師；2020 年一篇杜克學位論文，也將他列為委員。他在《威廉・詹姆士》譯者簡介中的身分，則是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這些資料確認他曾在杜克工作，但不能確定任期的精確起訖，也不足以編排出一條俐落的辭職與轉任順序。^{42, 43, 44}

芝加哥大學於 2020 年將他列為新進教師，並於 2021 年 7 月授予 Gordon J. Laing 傑出服務講座教授職。他的任職橫跨電影與媒介研究、東亞語言與文明，以及大學本科學院；麥吉爾的榮休身分則延續了他早期的職涯關係。他也已於 2016 年當選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45, 46, 47}

任職機構的改變，擴大了研究得以教學與討論的場域。早期累積的歷史與語言專業，仍活躍於新的媒介和環境研究之中；教學也持續讓不同讀者進入這些問題。

植物、核生態與《數位動物性》

Neubauer Collegium 的「植物學批判」（Phytological Critique）是一項 2023 至 2026 年的計畫，具體呈現了他近年的合作轉向。Lamarre 所在的團隊包括 Michael Fisch、Stacey Moran、Adam Nocek、Vicki Kirby 等人。計畫讓植物智能與計算科學、環境科學及哲學批判展開對話。團隊的集體組成十分重要：這項研究需要不同領域相遇，而非由一位學者自行宣告掌握了新的專長。⁴⁸

2025 年 10 月 3 至 4 日舉行的「綠色異端」（Green Heresies）研討會，結合討論與放映，獲得芝加哥大學多個機構支持，包括 Neubauer Collegium、環境、地理與都市化委員會、Franke Institute 及電影研究中心。這讓研究實踐背後的物質支持變得可見：召集參與者、安排交流形式，並替跨越學科邊界的問題取得制度內的空間。⁴⁹

Lamarre 與 Jody Berland 共同主編的《數位動物性：行星馴化時代中的生命媒介化》（Digital Animalities: Mediating Life in an Age of Planetary Domestication），於 2026 年 7 月 21 日出版。全書圍繞擷取、遊玩與消費展開，將研究從動物影像延伸到經由技術中介的動物生命。撰稿者包括從事科學史、媒介、環境及人與動物關係研究的學者。這是一部新近出版的合作論集，儘管某些教師簡介仍將其列為即將出版。⁵⁰

它與早期〈物種主義〉系列論文有實質連結，但兩者並不相同。戰時動畫中的動物，引出政治共同體成員資格與階序的問題；數位擷取、環境監測、娛樂與消費，則進一步追問：生命如何成為可被認識與介入的對象？研究對象已從再現，擴展到參與組織生命的基礎設施。

目前的機構簡介也將《半衰期：輻射與動畫》（Half Life: Radiation and Animation）列為進行中的計畫，並把它與核災及放射性的能動性相連。本文未查證到這部書已完成出版。PlantMediaCollective 的介紹在此尤其有用：它把核生態研究與 Lamarre 的科學訓練連起來，卻不必將近期計畫描述成徹底斷裂，或青年時代必然實現的終點。^{51, 52}

如何閱讀這段生涯，以及仍待填補的空白

綜合上述紀錄，Lamarre 的實踐包含數種勞動：建立與翻譯文本群、檢視細微的技術或形式操作、往返於日本與歐洲思想傳統、教學、編輯，以及召集跨學科研究。這些工作的比例不斷變化，但任何一種都不能被縮減為向圈外人介紹動畫的宣傳角色。

同時，一篇人物側寫也應保留反覆浮現的資料限度。現有來源不足以可靠重建他的童年、家庭生活、私人財務或平日作息。他對養成經驗的敘述出自回顧；機構簡介有時落後於實際出版日期；已公布的計畫也不等於完成的書。理論術語是持續受到爭論的工具，而非後來每位學者都必須接受的定論。

如何安排閱讀順序，取決於讀者的問題。《銀幕上的陰翳》特別清楚地呈現翻譯與歷史重建的勞動；《動畫機器》是理解影像構成的核心著作；《動畫生態》則將這種探究延伸至電視與發行流通。〈物種主義〉系列論文與《數位動物性》，追蹤了相互關聯、又持續改變的生命、階序與中介問題。早期的平安時代專書仍不可或缺，因為它說明，在動畫成為他最知名的研究題材之前，表達的物質形式就已是他工作的核心之一。

截至 2026 年 11 月，這段生涯仍未定型：教學與翻譯持續進行，同時有已出版的合作成果與尚未完成的研究。最有證據支持的連貫性，在於他持續努力讓對研究對象的描述，更準確地呈現其賴以存在的關係；同時保留充分的技術、歷史與語言細節，避免「關係」變成一個可以任意套用到所有事物的比喻。

資料來源與書目註釋

本文依據第一手機構紀錄、出版社資料、訪談、學術出版品及具名書評撰寫。各研究計畫之間的詮釋性連結，是本文的綜合分析。文中英文書名的中文譯法僅供理解，並不表示已有正式授權的中文版或官方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