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

一、科學家庭裡的提問，也有必須服從的政治世界

父親許良英出身物理學，後來研究科學史、科學哲學，編譯愛因斯坦著作；母親王來棣是歷史研究者。1957 年許良英被劃為右派，翌年失去公職、回鄉勞動。他的編譯工作仍透過友人協助持續，政治處境卻已改變整個家庭能過的生活。^{3, 4}

王來棣原來訪問中共早期人物、研究黨史，因拒絕將丈夫逐出家門，受到開除黨籍和降級處分，後來改做五四與辛亥革命史。⁵她不是只在兒子的故事裡寄書的母親，也是一位被迫改變研究領域、仍要設法接觸與保存史料的學者。

父母願意認真處理孩子的問題。許成鋼記得，問車開動時人為何後仰，父親沒有以一句答案打發，而是隨他理解力增加，繼續解釋物理。多年後在農村，他也曾覺得自己再不可能進大學或回城，讀書仍有吸引力，因為想弄懂的事並沒有消失。⁶

文革以前，他已對無線電與電子技術有興趣。清華附中的實驗環境，讓技術設計成為能動手嘗試的事。⁷然而科學性的提問，沒有使這個孩子從一開始就站在政治信仰之外。文革開始時，他讀初二，相信共產主義，後來因父親的右派身分遭排斥；在周恩來等人的表態之後，又投入造反派。⁸

他曾相信，也曾參與。對政治路線的困惑起先仍發生在信仰內部，並非晚年批判的答案早已存在。家中的研究生活提供提問與閱讀，學校和運動卻也要求他按政治身分辨認自己與他人。兩種經驗之間的衝突，要經過往後的生活，才逐漸變成他可以重新說明的問題。

二、主動去農村的人，後來失去自由

1967 年，許成鋼主動報名到綏濱農場，希望接近不熟悉的農村生活。他把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思考寫成手稿，1969 年底完成；這份探索後來成為整肅他的材料，1970 年七月被拘禁。林彪事件後，隔離逐漸放寬，轉為受監督勞動。⁹他在農場的近十年，先後經歷主動參與、被拘禁與受監督勞動，自由與日常工作也隨之改變。

在後來的口述裡，他記下趕車、裝卸重物，以及隨季節改變的工時。被拘禁時，他曾把注意力移到三角函數、日影與星辰，嘗試辨認時間。數學暫時提供了一個不全由審訊支配的注意對象，卻不能使限制和勞動消失。¹⁰

農場的設備，又給技術知識一個實際用途。王貞平建議他先讀已懂內容的英文電子學教科書，再由此進入新內容；母親從北京寄書，修理電子與電器設備則讓他在受監督的生活裡取得一些空間。¹¹讀書需要書、建議和能實作的機器，也需要別人仍願意協助。

英語還經由收聽進入生活。另一位自學者陪他聽美國之音的 Special English，慢慢重說聽不懂的部分。他後來回憶，尼克森事件的報導使總統受到議會、法律約束，成了一個可以理解的制度實例。¹²語言不只是未來留學的技能，也讓另一種政治生活變得可接近。

最早使他惹上麻煩的，正是自己希望認識制度的文字；使處境稍有改善的，則是當時比較能被容許的技術工作。思想與工具在這裡有不同後果。這段自學不能被簡化為苦讀終於得到報酬，它也留下了另一個問題：哪些探索被允許，誰能決定一個人有沒有繼續學習的機會。

三、重新入學，從可執行的算法走到人的選擇

1976 年返京、翌年平反後，他仍沒有工作。報考研究所也未立即成功：1978 年到中科院地理所，初試通過、複試未錄取；次年經清華計算機與機械系複試，才在沒有本科文憑的情況下入學。¹³

1979 至 1982 年的清華機械工程訓練，並不是等待真正職業開始的過場。他做電腦輔助設計，把有限元素分析與非線性規畫結合，提出算法，再寫成能計算結構力學問題的軟體。英文文獻與自學仍是工作的一部分。¹⁴他做的算法，必須能在機器上執行，處理實際的結構問題。

取得工學碩士後，他到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興趣逐漸集中於創新。1984 年哈佛燕京學社提供赴美訪學的機會，後來又支持他申請博士；他選擇哈佛，1991 年取得經濟學博士。^{15, 16}

他申請時想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創新，得到葛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的歡迎；馬斯金（Eric Maskin）的機制設計課則使他轉向誘因與資訊安排。¹⁷工程中的分析能力沒有消失，問題卻從計算一個結構，轉到研究一群各有目的、各有資訊的人。

制度研究因此並非突然由遭遇轉成理論。社科院的創新問題、訪學與獎助、哈佛的課程，分別改變了他能取得的時間、訓練和研究對象。原來很廣的好奇，開始要被做成其他學者可以批評與接續的工作。

四、哈佛的學徒工作，與早期研究受到的追問

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課和研討會，讓許成鋼接觸跨越經濟、政治、社會與歷史的材料。他與錢穎一替《社會主義體制》蒐集多語言文獻、整理數據與圖表，其他助理將課堂錄音轉成英文文字。¹⁸比較體制在這裡是一份需要不同語言、分類與共同加工的工作，並非只靠對本國的親身經驗。

1989 年的政治事件，又讓研究時間變得難以維持。科爾奈要求他在政治活動與學術之間認真選擇，許成鋼因而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回研究。¹⁹這個取捨並不等於放棄公共關切，而是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方式，做出足以讓別人認真對待的貢獻。

馬斯金的影響，在後來的共同作品裡繼續發生。他與錢穎一、許成鋼合寫的組織論文，把原來課堂上的機制設計，做成一個可以比較組織資訊與誘因的研究。²⁰教師與學生不只共享概念，也共同承擔提出假設、檢查條件和修改論證的工作。

魏茨曼（Martin Weitzman）給他的訓練則十分具體。合作時讓他先寫各節，再提出意見，有時一晚通數次電話，要求他重新改寫。他也提醒，問題的重要性與及時發表，未必應讓位給期刊排名。²¹自己寫出英語論文，再被逼著看哪裡阻礙讀者理解，是這段合作留在許成鋼身上的實務。

科爾奈對他研究的追問沒有隨畢業結束。許成鋼回憶，約 1994 年回去講中國改革，老師批評他略去政治內容，可能使年輕聽眾誤認大躍進與文革對發展有益。²²他的效率解釋從早期就遇到這種壓力：能說明改革為何有作用，還要使讀者知道，哪些歷史代價不能被這個說明遮掉。

五、倫敦的比較研究，如何碰到中國的企業

博士後，他到倫敦政經學院工作。沈恩（Amartya Sen）鼓勵他選擇 LSE，他重視倫敦不同學科間的交流；中國改革與蘇聯、東歐轉型，也成為同一個學術世界裡不能完全分開的問題。²³

1993 年與錢穎一的論文，將中國與蘇聯的差異拆成兩種組織形式：M 型偏向地域單位，U 型偏向專業部門。地方自主、非國有企業進入與財務限制，在這個比較裡具有可分析的關係。²⁴中國改革不只是另一地理案例，還使「集中」或「分權」這些大詞，需要按組織究竟怎樣分工重新理解。

1994 年與魏茨曼的鄉鎮企業論文，又碰到另一個難題：產權沒有按標準私人企業的方式清楚界定，企業為何仍能成長？他們把社區中的反覆互動、信任和合作放入解釋，不只按所有制名稱判斷效率。²⁵

這項合作也發生在資深研究者願意投入年輕學者題目的條件下。魏茨曼主動找他討論，再讓寫作成為共同檢查想法的過程。²⁶鄉鎮企業的非標準形式，沒有被當成「中國特殊」便結束；兩人仍須說清楚，合作在哪些條件下可能維持。

這類模型的力量，在於能把熟悉的制度名稱拆開。它們的代價，則是為了看清一個機制，暫時放下許多其他事情。許成鋼往後的研究會繼續使用這個方法，也會回來重看，自己當年放下的是否只是次要條件。

六、考核、試驗與創新，各自需要不同的制度條件

馬斯金、錢穎一與許成鋼在 2000 年的論文，問組織形式怎樣改變主管能取得的資訊。地域單位的表現是否容易比較，取決於它們面對的衝擊；作者再用五百二十家中國國企資料檢查模型條件。²⁷競爭與考核需要可用的比較，並不是命令下屬競爭，資訊就自然變得清楚。

2006 年，錢穎一、羅蘭與許成鋼暫時把誘因放在一旁，研究協調與試驗。地域型單位把互補任務放在一起，便於局部調整與小規模試做；專業部門的組織則有規模及專業化優點。當改革結果高度不確定，等待局部試驗有價值；成功機率較高時，全面推行可能更有利。²⁸

這些工作保持不同機制的差別。如何考核下屬，與如何協調試驗，不能只用「分權較好」說完。原來看起來像一個改革方向的問題，被拆成資訊、任務互補與不確定性；這是許成鋼與合作者的形式訓練真正能做的事。

創新研究又把時間放進模型。1998 年與錢穎一的論文，分析不能終止已投入項目的體制，為何需要事前官僚篩選，並可能因此延誤或拒絕有價值的創新。²⁹社科院時就關心的創新，在這裡變成資金如何讓一個未知項目開始、又如何讓失敗結束。

與馬斯金的軟預算約束綜述，進一步區分事前承諾與事後選擇：投入成本後，繼續融資可能比承受清算損失更有吸引力。³⁰2003 年與黃海洲的共同研究則分析，投資者的不同資訊與利益，如何使重組失敗項目更困難，反而使停止融資的承諾更可信。³¹

這使他研究的制度問題超過計畫經濟。人可以真心希望讓項目失敗時停下來，事後仍可能有救援的理由。創新與金融的工作，需要把這兩個時點放在同一個分析裡；單靠紀律或所有制標籤，無法說明承諾為何改變。

七、規則寫不完，市場也有自己的政治起點

與法律學者 Katharina Pistor 的《不完備法律》，把制度問題推到規則的執行。法律無法預先涵蓋所有未來情況，兩人研究制定、解釋及執行權限如何安排，並比較不同法制。³²這份跨學科合作，把「有法律」展開成誰在什麼情況下能採取行動。

2011 年與 Svetlana Andrianova、Panicos Demetriades 的金融市場起源研究，則回到倫敦、阿姆斯特丹與香港的歷史材料。政府、具政治連結的貿易與銀行壟斷，參與了市場的形成；作者稿也留下與史學研究者的討論、研討會及資助。³³

金融市場研究讓他面對政府與市場的歷史糾纏，與法律研究對權限安排的追問相接。政府既可能造成限制，也曾參與組成市場；他與合作者要解釋的，是特定安排下這些作用如何發生。

八、企業資料不是等在桌上的原料

許成鋼對中國企業的研究，也逐漸需要更直接的資料。Yan Guo、甘潔與他在 2008 年發表私有化企業調查；同一計畫後來形成 2018 年關於控制權變化的論文。問的已不只是企業掛什麼所有制名稱，而是誰有實際決策權，政府支持又如何跟著改變。^{34, 35}

團隊從工業普查名單抽樣，先試訪七百二十家企業，修改敏感題目、訓練外部訪員，再把回溯的控制權回答接到帳目。³⁶這是取得研究材料的工作：一個重要概念，要被做成企業願意回答、不同受訪者能以相近方式理解的問項，才有比較的可能。

2017 年與郭迪、Kun Jiang 的管理者時間研究，則將日常管理與建立政府關係分開，分析不同制度環境如何改變企業家的一天。³⁷龐大的制度安排，在這裡落到哪一種工作不能省略、哪一種接觸必須花時間。企業研究讓許成鋼不只替制度命名，也追問人必須怎樣行動。

這些資料會受記憶、回覆意願與紀錄方式限制，卻提供了模型本身不能給的約束。形式推理把關係說清楚，調查與帳目則讓研究者檢查，當事人是否真的在那種條件下工作。兩種工作需要合作者與訪員，也需要反覆修改，並非一個人的中國經驗可以包辦。

九、香港的制度支撐，與一段長期共同研究

2008 年開始在港大訪問，2009 至 2016 年正式任教授，之後轉入長江商學院，2022 年起到史丹佛的研究中心。^{38, 39, 40}不同位置之間有訪問、合作與教學的重疊；研究沒有隨一次搬遷從零開始。

香港的項目使共同工作有持續的資源。2012 至 2017 年國際金融中心研究的完成報告，列許成鋼為共同首席研究員，也列郭迪與 Kun Jiang，記他的平均投入為每週八小時；港大另有他主持的地方政府、產業群聚與區域差異項目。^{41, 42}跨年度項目提供了持續合作的框架，也要求團隊向資助者交代進度和成果。

郭迪既是他的妻子，也是具體的共同研究者。^{43, 44}她與 Kun Jiang、Xiyi Yang 反覆出現在群聚研究裡：2020 年的工作按中國制度條件建構群聚指標，處理縣界與產業分類變動；2023 年又研究企業進出、群聚內競爭與資源重配。^{45, 46}親密生活與合作研究在這段關係裡相接，公開作品則讓各自的學術參與有了可辨認的位置。

2016 年，他與錢穎一共同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是多年研究得到專業承認的節點。⁴⁷但工作並沒有停在整理既有代表作。2026 年與 Albert Bo Zhao、Sheng Li 的美國證券法研究，又以歷史資料比較強制揭露與股票波動；⁴⁸中國企業、金融史與制度比較，繼續以不同的合作延伸。

十、重新考慮產權，也重新進入歷史

許成鋼並未把早年的鄉鎮企業解釋封成固定答案。2021 年文集序言，他承認當年對產權的理解膚淺，過於集中於效率。⁴⁹如果一項安排促進生產，仍需問它如何限制人與政府的權限。這個重心的變化，使早期有效率的合作解釋，不能被直接當成他晚年的完整立場。

家庭裡的閱讀也沒有停在童年。2012 年一次較系統的父子談話，涉及洛克與他自己的產權、憲政研究；父親將有批註的英文《政府論》交給他。⁵⁰2020 年紀念父親時，他又寫到概念被扭曲、不懂裝懂的學術習慣。⁵¹與父母的關係，到成年仍在閱讀、爭論與重新釐清問題中發生。

2011 年《經濟文獻期刊》的整合論文，已把多年組織研究放進「地域分權的威權體制」：中央掌握人事，地方負責很多經濟管理，改革的推動與阻滯都要放進這個結合裡看。⁵²經濟活動的地方化，與政治權力的集中，可以同時存在。

這篇獨著在香港科技大學訪問時起稿，經跨校討論、Roger Gordon 的版本意見與研究助理協力完成。⁵³它與較小模型的差別，是要把多個研究領域組成一幅治理圖像。由模型到綜述，許成鋼開始要處理的不只是單一機制，也包括哪些機制應一起看、哪些不能混合。

晚近的《制度基因》又擴大時間尺度，中文版於 2024 年出版、英文版於 2025 年出版。他將帝制遺產與蘇聯式制度的結合放在中心，以「基因」比喻制度的延續；兩種語言的寫作，也經過中文初稿、英文實質重寫，再回頭修改中文。⁵⁴

歷史綜合能讓原本分隔的古代史、革命史與改革史一起說話，同時提出更重的證明要求。哪些延續可以被具體追蹤，哪些變化來自當時的政治選擇或外部條件，不能只由一個有吸引力的比喻決定。「基因」也不是對人的天生政治性格下判斷。

裴敏欣在 2026 年書評中肯定這項工作，尤其辨認政治集權與經濟管理分散；Andrew Nathan 的評論則提醒，制度脆弱不等於即將崩潰，危機也可能帶來更強的威權秩序。^{55, 56}辨認一套制度的矛盾，與預測它會如何改變，是不同的研究責任。這是許成鋼擴大解釋尺度後，必須面對的檢驗。

十一、把方法帶回課堂，也容許聽眾追問

許成鋼早在 2002 年談經濟學教育，便把觀察、分析與創造放在一起。他重視理論基準，因為它使人看出現有解釋的破口，也重視能帶來有力批評的研討會。⁵⁷研究者不能只學會推導，也要決定什麼現象值得重新看。

這個要求與學術體制仍有摩擦。談研究目標時，他批評排名與發表誘因，又承認年輕學者不理會審稿人可能危及職業。⁵⁸老師給他的問題意識與修改訓練，並沒有讓工作可以在制度之外進行。

2023 年在台灣清華的演講，他回到物理學與科學哲學，說明自己為何重視以少量假設理解複雜現象，又區分數學上的成立與經驗檢驗。聽眾進一步追問寇斯與產權，他把交易成本連到法治、人的地位與能否討價還價。⁵⁹早年的技術學習，到這個場合成了可以被其他學科學生追問的方法，而不是學位背景的裝飾。

2024 年台北政經學院的課程，又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與歷史編成研究生可以進入的閱讀；2025 年科斯研究所義大利工作坊，則把制度基因講座、研究訪談、小組批評與修訂放在一起。^{60, 61}他的教學有不同形式，但都需要讓大問題能經過提問、材料與修改，落成可以繼續工作的題目。

公開談話又有另一種聽眾。2026 年九月袁莉在《不明白播客》回到他先前的通縮判斷，問投資、消費、AI 與普通人的處境；他推薦克魯格曼相關著作，又提醒日本經驗不能直接套到中國。⁶²比較制度的方法，在這裡必須接受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追問。

十二、從自己的經歷，得到問題而非最後答案

許成鋼與馬若德的交往，也留下過對文革解釋的分歧。他在紀念文裡交代兩人學術關係有限，沒有把人際接近寫成全面追隨。⁶³對一位長期跨國工作的學者而言，老師、朋友、共同作者與同行，可以共同生活在一個世界裡，仍持有不同問題和解釋。

他的學術形成也一直容納這種不一致。曾相信共產主義的少年，在探索政治經濟時失去自由；受人協助的自學者，以技術工作取得餘地，再進入正式教育；工程研究者轉向人的誘因，效率論述又在合作、批評與重讀中碰到權利及歷史。

早年的生活沒有直接替後來的模型下答案。它使許多問題不能只當作名詞：誰能決定人的位置，誰能承諾停止救援，誰有權解釋與改變規則。許成鋼以共同研究把這些問題做得更精細，又在擴大到歷史與公共前景時，承擔比個別模型更重的解釋責任。

他並未因有自己的政治經歷，就免去資料整理、模型條件、共同寫作與同行批評。相反地，這些工作讓他能把曾經無法公開探索的問題，交給更多人檢查。從鄉鎮企業的效率到產權與政治歷史，願意重看自己原來的解釋，也是這段學術生命仍在發展的部分。

注釋與資料

資料核對至 2026 年 10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