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

刑法教學、犯罪學研究與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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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Puma Shen,法律補教與寫作時使用「撲馬」)是1982年出生於台北的法律學者、犯罪學研究者與民進黨政治人物。他曾以刑法教學建立職業基礎,在美國完成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回台於國立台北大學任教,參與創辦台灣民主實驗室與黑熊學院,2024年2月1日就任第十一屆不分區立法委員。2026年5月13日,民進黨正式提名他參選台北市長。本文截至2026年10月12日(臺灣時間);選舉仍在進行,不能以尚未出現的結果解釋他的整段生涯。1234

他所做的工作,很大一部分發生在專業知識離開原來位置的時候。刑法學說要變成考生能使用的解題順序;對權力的研究,要變成可以檢驗的材料與方法;資訊操弄的分析,要由跨國團隊共同蒐證;危機判斷進入民防教育後,又得安排成一般人願意花時間學習、能實際操作的課程。到了立法院,這些知識還要接受條文、議事程序、政黨協商和行政執行的重新處理。

這條職涯因而有兩個相連的問題:一個人如何學會辨認制度中的權力,及他取得組織與政治權力以後,如何讓自己的判斷受到檢驗。前者可以從老師、論文與教學材料追索;後者則必須看分工、方法公開程度、利益與角色界線,以及實際成果。學者、教育者與政治人物擁有不同的說服方式,不能把其中一種身分的信用,直接移作另一種主張的證明。

沈伯洋的第十一屆立法委員官方肖像

沈伯洋的立法委員官方肖像。圖片由立法院原站載入;來源與人物資料。

時間脈絡:幾條並行的工作

求學與補教曾長期重疊;回台任教後,研究組織與民防教育又加入其中。幾個重要轉折如下:

  • 2000–2011|法律訓練與補教交疊。 2000–2004年就讀台大法律系;2004–2008年攻讀台大刑法碩士,期間於2006–2007年赴 Penn 攻讀法學碩士,2007年完成。博士履歷另列2004–2011年補教經歷:教學、台灣研究所與海外求學曾同時安排。567
  • 2011–2017|在爾灣改變研究尺度。 攻讀 UCI 犯罪學、法律與社會博士,將研究移向媒體、組織與政治經濟;2017年畢業,回台擔任台北大學助理教授。這段訓練把刑法教學之外的社會研究,帶入他回台後的工作。89
  • 2018–2019|任教之外,進入制度與組織工作。 2018年出任黨產會兼任委員;2019年參與創辦台灣民主實驗室。學術研究開始與行政調查、團隊研究並行。101112
  • 2021–2022|另建民防教育的場所。 2021年參與創辦黑熊學院,2022年已有公開招生課程。民防課程與民主實驗室的資訊研究,在不同組織中並行。1314
  • 2023年11月|參選帶來組織界線的調整。 民主實驗室公開說明,他已口頭請辭理事長、請假,並安排代理與交接。參選使他與原先研究組織的職務關係需要重新安排。15
  • 2024年2月1日|立法委員任期開始。 工作重心加入立法、議事與行政監督;先前的法律訓練須在新的制度程序中使用。16
  • 2026年5月13日|在立委任內獲提名參選台北市長。 選舉尚在進行。黑熊同月說明他仍為無給職榮譽院長,同時婉謝候選人參與課程活動。本文記錄截至2026年10月12日。171819

一、形成的條件:階級經驗與不同的老師

沈伯洋的早年,具備相當好的教育資源。他在二〇一九年訪談中回顧,父親在厄瓜多從事貿易,自己從復興學校進入建國中學;同學的消費與生活差異,使他開始注意自己原先環境的特殊性。進入台大法律系後,李茂生帶學生接觸少年矯正機關,讓這個比較有了更強的震動。他特別記得,自己繞過少年正在拖洗的地面,竟得到對方鞠躬致謝。他日後回顧轉向犯罪學的原因時,反覆提到這種待遇上的落差。20

這個起點有一個不應略去的條件:他能認識到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也因為自己已受益於其中。對制度提出批判,沒有使他立刻失去考試、學歷與家庭提供的優勢。相反地,這些資源讓他有可能延長學習、改換研究方向,並取得足以向更多人發言的資格。他後來對制度的介入,始終帶著受益者同時也是批判者的位置。

在法律老師以外,劉克襄提供了另一種教育。兩人在沈伯洋高中時期的自然走讀中相識。劉克襄二〇〇三年出版《少年綠皮書》,其中三封未寄出的信,保存了這段相處;這個人物對應直到二〇二六年才重新引起廣泛注意。書中少年對古道與海邊的感受,未必符合帶隊者預設的學習目標。劉克襄容許這種偏離,沒有要求每次旅行都產出一種公共使命。2122

這段關係讓我們看見,公共人物的形成也包括未被職業成果吸收的經驗。自然觀察、閱讀與寫作,可能留下注意事物的方法,卻不必被事後整理成「所以他注定從政」。二〇〇三年的出版物與後來的政治生涯之間,有時間上的距離,也有不可消除的偶然。保存這個距離,才不會讓少年生活只剩為成年形象提供素材的用途。

二〇二六年的閱讀訪談中,沈伯洋回顧李茂生要求他別只複製老師的學說,而應找出問題、發展自己的判斷;他也展示以 Scrivener 整理文獻、以 Scapple 連結刑罰與文化、經濟及媒體的知識架構。他透過這些工具保存的不只是摘錄,也包括學說之間的分歧和自己的批評;學習因此能回到一個可繼續修改的架構。23

二、撲馬的課堂:考試市場中的知識與收入

大學畢業後,沈伯洋取得律師資格,但主要投入刑法教學。二〇一九年他解釋,補習班收入是準備留學的重要來源;選擇法律國考考生,則與他希望接觸日後進入司法體系的人有關。他會將街友因交付帳戶而捲入詐欺案件的處境,放進刑法課堂討論。他希望考生在記住法律要件時,也留下對案件中人的處境的注意。24

補教工作的雙重性,很適合理解他。考生付費的直接目的,是在有限時間內掌握考試;老師卻可能希望藉此改變學生對刑罰與弱勢者的理解。兩者可以互相支持,也可能衝突。能夠說明一個考點,才有持續開課的條件;但若最後只剩可套用的答案,對制度的懷疑又會被考試需求消耗。教學不是脫離市場的純粹傳播,他必須在這個市場裡取得時間與注意力。

教材留下比「很會講課」更具體的證據。二〇二〇年第七版《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以題目的解法與一張架構圖開場,依次處理客觀與主觀問題,再進入阻卻違法、罪責、共同參與及刑罰。這種編排先給讀者處理案件的路徑,再讓名詞取得位置。更值得注意的是署名:該版列撲馬原著、徐浩天修訂;徐在序文中交代自己由讀者成為編修者,補入修法與實務見解。教材的持續生命,已經包含原作者以外的維護勞動。25

到二〇二二年第九版,書目又列撲馬、傑米共同署名。26這些版本變化顯示,一位老師的教學法可以轉化成出版產品,在本人轉向其他工作時繼續流通。出版社、修訂者、考試制度與讀者社群,共同支撐了這個產品。原作者的名字提供辨識度,內容卻必須追上法律和考題的變化;這也是個人品牌與集體生產之間最早的交會。

他的動漫興趣在這套教學形象裡並不隱藏。書名中的「破」、較早的《刑法分則-Q》,以及作者簡介中的自嘲,使嚴肅的國考知識採取較低門檻的口吻。2728但幽默只是入口。一本考試用書的價值,仍要接受讀者能否辨認爭點、看出例外、組織答案的檢驗。將文化嗜好寫進作者形象,與把學說教清楚,是需要分開觀察的兩件事。

這條教學線沒有隨從政而完全中斷。他自己的網站仍將犯罪學、白領犯罪與性別人權課程列作學生入口,也另列開源情報測驗與工具連結;部分教材限修課學生使用,公開頁面則留下課程分類與工具入口。29這個不以競選為主的舊網站,留下他作為教師的一種低調工作痕跡:建立入口,整理資料,讓學生知道下一步到哪裡操作。

《刑法總則-破》的立體書籍商品圖,白色與粉橘色封面列撲馬原著、徐浩天修訂。
《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第七版(2020)。商品書目列撲馬原著、徐浩天修訂;版本署名也留下教材由他人接續維護的痕跡。 保成文化出版;商品圖由三民網路書店提供 ·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未標示開放授權。 · 圖片來源

三、台大、Penn 與 UCI 的法律及犯罪學訓練

他的學歷常被壓縮成一串名校,實際時間卻有重疊。博士論文所附履歷列台大法律學士為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四年、台大刑法碩士為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八年,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則在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台大論文典藏與 Penn 校刊可分別核對兩個碩士的完成年份。因此,赴費城留學不應寫成放棄台大碩士;補教、台灣研究所與海外學習,曾是同時安排的工作。303132

二〇一一年,他進入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 Criminology, Law and Society 博士班,二〇一七年畢業。這個學門把法律置於社會環境中研究,與以法條、學說及判例訓練解題的方式不同;他在其中完成的作品,也確實把資料與問題移向媒體、組織和政治經濟。校方記錄他的初任職位是國立台北大學助理教授。3334

跨境移動帶來的,也不只是更高學位。合著者、學術期刊、英語寫作,以及可供比較的制度經驗,讓他的研究能在不同讀者之間流通。同時,研究台灣與中國,也讓他面對兩種限制:能取得的材料未必對稱;英文學界可理解的分類,未必足以容納在地細節。讀他的實際作品,比只把「留美」當成專業保證更有幫助。

從女性主體到制度分類

沈伯洋的研究起點,比他後來最為人熟知的資訊戰更早,也更接近法律人的日常難題:法律承認什麼樣的人,又忽略什麼樣的處境?他2008年的台大碩士論文《犯罪中女性主體的形塑——個人與法律選擇》,由李茂生指導。從典藏摘要可見,論文沒有只停在女性犯罪統計,而是追問社會運動與學說如何生產知識、女性如何吸收這些知識,以及立法與裁判如何回應。其法律分析分成法益與罪責兩端,結尾再引入Nussbaum的能力取徑。35

沿著這段訓練看下去,可以提出一個解釋:他很早就把法律視為參與塑造人的制度,而非只在行為發生後加上罪名的分類表。這是本文比較各階段著作所提出的理解。讀他的職業轉變,若只畫成「刑法老師改做國安」,便會漏掉這條持續關心分類、權力與制度效果的線索。36373839

白領犯罪與權力研究

2013年,他與Adam Ghazi-Tehrani、Natasha Pushkarna、Gilbert Geis及Henry Pontell合寫中國白領與企業犯罪研究,把問題移到有權勢者身上。作者使用政府文件、法規、新聞及案件材料,分析國美行賄、四川震後校舍倒塌、三鹿奶粉與仿冒Apple等案例;他們同時問執法機關有沒有資源與協調能力,以及經濟利益如何讓可見的傷害失去公共議題地位。個案之間的比較,服務於對執法能力與問題形成的解釋。40

2017年的UCI博士論文則把美國與中國放在一起。它借用Garland研究街頭犯罪的理論視角,轉問企業犯罪何以形成低度追責的文化,再用媒體論述分析檢查兩國不同的正當化語言。作者主張,美國的司法私有化等說法與中國的國家儒教、關係常態化,雖不相同,卻可能共同淡化企業責任。這是關於媒體框架與意識形態的論證;論文明言沒有檢驗公眾是否接受那些框架。41

司法制度與組織研究

在台灣的司法改革研究裡,相似的問題變成:制度改了,日常做法為何不一定跟著改?正式收錄於《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的上訴制度章節,檢視最高法院見解不一、判例僵化、分案爭議、案件負荷與反覆發回等困境。它的解釋重點是司法內部的慣習、既定做法與意識形態如何限制改革。這使研究者的工作不只包括設計條文,也包括辨認承接條文的組織會如何消化它。42

2018年與李茂生合寫的日本校園霸凌章,也質疑單靠控制就能解決問題的想像。兩人批判性回顧約三十年的研究與防制措施,追問學校及媒體如何建構霸凌者與受凌者,並把學歷競爭等政治經濟條件納入解釋。摘要提出減少控制、讓學生學習處理衝突的方向。這個理論主張把焦點從處罰個人移到學校如何組織競爭與衝突。43

他同年的〈法律社會學50年回顧〉,則替這種跨界工作定位:從學科史回看法律社會學與法學、法律經濟學及法實證主義的競逐,再以性別研究說明研究方向。這裡可見一個教學性的用意:先交代問題如何被不同學科建立,再讓學生知道自己選擇的理論看得見什麼、可能漏掉什麼。44

病歷、訪談與執法現場

2020年與林詩韻、黃聿斐合寫的監護處分研究,回溯兩所醫療機構40名男性個案,以監護結束後三年內是否遭起訴作為再犯指標。研究區分精神症狀改善與犯罪風險降低:前者在個案中出現,後者不能僅憑醫療處遇假定已經達成。作者因而討論個別化處遇、司法精神醫療及社區銜接。樣本小、只納入男性,而且起訴不等於定罪,這些邊界必須和結果一起讀。45

2021年與李茂生、周愫嫻研究警察貪腐時,資料又換成27人訪談,以及四場、共24人參與的焦點座談。作者將績效要求、非正式財務與居間協調者放在同一組織結構中,描述正常接觸如何逐步升高為密集、複雜,乃至不當接觸。他們把改革方向指向績效制度與接觸誘因。這篇研究所拆解的,是違法如何在組織內被學會與合理化,因而不能只靠個別成員的廉潔意志解釋。46

2022年關於台北101前抗爭的研究,則把法輪功、警察、商場、保全、政治人物與路人放進同一執法現場,並用田野、訪談及媒體分析互相校準。作者署名書摘舉出一個具體方法問題:法院判決只留下進入法院的爭議,無法完整呈現現場已被調停、排除或控制的事件。商業空間的管理規則與市府的政治考量,也會預先塑造警察介入的條件。法律的運作,因此不只存在於判決理由中。47

從刑罰的媒體形象到資訊接受

中國研究的另一支線,是2021年〈藉貪腐統治〉對328篇貪污死刑報導的內容分析。沈伯洋關心的不是只列出量刑規定,而是國家媒體如何用傳統道德語言塑造貪官形象,讓不道德與應受嚴刑之間建立連結。他把這種象徵操作理解為治理方式。這延續了二〇一七年博士論文已處理的媒體問題:新聞如何參與生產犯罪、秩序與國家正當性的意義。48

不過,資訊研究也帶來方法的移動。2022年與Yun-Ju Chen、P. Y. Tseng合寫的可信度研究,以892份出口民調及86人行為實驗,追問受眾為什麼相信不實資訊。其結果提醒研究者,來源透明本身未必足夠;表面理性、激起負面感受、在小型同溫層流動的資訊也值得留意。這項研究把注意力從發布者的動機推向接受者的反應,但不能由此斷言某一宣傳行動已改變整體選舉結果。49

把這些作品並讀,可以看見一種相當具體的職業能力:選定場景、尋找可得資料、辨認參與者,再追問表面的合法或非法是怎麼形成的。資料可以是病歷、訪談、新聞、判決或實驗,問題則反覆落在制度如何分配可見性、責任與行動空間。這是本文的比較分析,而不是他替所有作品宣布的統一綱領。它也保留了一項重要區分:研究能協助提出更好的問題、識別政策盲點;研究者進入政治後的每一項判斷,仍須另外接受證據、比例與民主問責的檢驗。

博士班期間的公共寫作

他向非專業讀者解釋法律的工作,早於正式進入行政機關。二〇一四年三月,《關鍵評論網》經授權轉載他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白話文章,作者身分仍是UCI博士生。文章把程序、國會審查與法律效果拆成一般讀者能追問的問題,也明確帶著反對當時處理方式的立場。這份同時代文本顯示,留學中的研究與台灣的公共爭論並未分離:他已在練習將專業判斷寫成可以流通的說明。50

四、黨產會:法律判斷進入合議行政

沈伯洋的公共工作,可以從一場不太像政治人物登場的會議開始。2018年10月,他接替過世的楊偉中,出任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兼任委員。10月9日首次出席的第51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中影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會議紀錄把他列在出席者之中,卻沒有提供個別發言或表決理由。因此,能確認的是他參與這項合議行政決定,不能將多年調查或整個案件的成果歸給一位新任委員。5152

同一份紀錄,也留下這份工作較少被看見的樣子。委員會一面處理財產認定,一面逐項審查救國團的營運支出:哪些公益活動可以動支,哪些工程須補佐證,哪些退費可以許可。法律判斷會落到憑證、預算、組織持續運作等細節。中影案後來也不是停在資產凍結;黨產會2021年與中影締結行政契約,以金錢給付及早期影片資產移轉國有等條件處理爭議。這是機關工作的後續,並非已知由沈個人談成。5354

進入立法院後,他又從另一個位置面對同一套制度。2026年1月30日,立院三讀黨產條例第四條、第三十四條修正案;提案方主張應排除曾隸屬國家的組織,並保障公益團體的財產與結社自由。沈則公開表示自己從2018年以來投入的努力彷彿被抹去。但三月四日行政院決定不副署;截至本文查核,法規資料庫仍刊二〇一六年的原條文。他作為前行政委員、現任少數黨立委的挫折,並沒有使這場制度爭議就此告終。55565758

五、台灣民主實驗室:調查資訊如何移動

談沈伯洋的公共工作,容易先想到立法院或戰爭風險,卻漏掉更不顯眼的一層:如何讓研究、教學和組織彼此接得起來。二〇一九年成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以及二〇二一年由沈伯洋、何澄輝等人發起的黑熊學院,分別提供了兩種做法。5960前者把複雜的資訊操作拆成可調查的問題;後者嘗試把防衛意識轉為一般人可學的知識與技能。兩者都需要合作,也都無法只靠創辦人的聲量運作。

沈在2022年的訪談中,把民主實驗室和事實查核機構的分工說得清楚:他們主要追問的,是誰在傳、從哪裡來、經過哪些人、最後到達誰,以及接收者是否因此改變。他將問題拆成行動者、受眾、內容和管道;於是同一句話的真假,和它如何被有組織地利用,成了兩個相關但不同的研究問題。61

這種工作需要把直覺變成資料。沈署名的2022年NDI疫情研究,從限定期間、語言及地區的Facebook貼文著手,用主題模型整理議題,再分析帳號網絡。它的重要性不只在列出數字,也在劃界:中國媒體引用了台灣爭議,不一定等於那則內容已經回流、影響台灣。看見傳播活動,是研究的開始,還不是因果關係的終點。62

另一份2022年地方選舉觀察報告,更能看見工作背後的人。除了沈,署名還有分析員Jerry Yu、Agnus Lin與數位調查主管Kevin Zeng;合作網絡MHub則集合查核者、學者及公民團體。團隊先辦四天分析訓練,再進行約三個月的每日蒐集與討論。這種流程的成果,是眾人反覆檢查與分類後留下的紀錄,不是研究者在節目上一次說完的判斷。63

模型也不能永遠不變。2021年的《震耳欲聾的低語》導讀,將整合操作角色與模式的框架列為沈的重要貢獻;到了2022年選舉觀察,團隊已注意到內容農場模式退潮,以及分散帳號放大社會既有爭議的新路徑。尤其需要小心的是,某些人轉傳相同敘事,可能因立場共鳴,而非直接受命。研究如果把這兩者抹平,就會失去原本想釐清的差異。6465

六、跨國研究的生產條件

中國影響力指數把這種整理工作推向跨國比較。它不是由一位學者坐在台灣替各國評分:區域伙伴尋找地方專家,專家提供具文獻佐證的回答,審查者覆核,意見不同時再協調,民主實驗室檢查資料與連結的完整性。現版包含九個領域、99項指標,對部分研究者還須提供匿名保護。66

這意味著,建立機構的工作包含招募、方法訓練、確認證據、處理歧見,以及對伙伴安全負責。指數官網同時提醒,分數是相對比較,仍需持續驗證。因而它適合幫助讀者辨識影響出現在哪些領域,不能直接被讀成某國「受控制的百分比」。把限制一併說清楚,也是公共研究的一部分。67

研究還需要能夠被不同制度聽懂。2023年3月,沈以臺北大學副教授、民主實驗室理事長身分出席USCC聽證,將台灣的經驗整理成立法、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不同應對,並主張方法及民防經驗交流。這是一種翻譯工作:把在地案例變成外部決策者可以討論的問題;受邀作證本身,則不代表每項主張都已得到權威認證。68

組織也不只生產報告。執行長吳銘軒在2023年的交接聲明裡,記錄沈對研究、國際發展與組織文化的參與,也記錄曾柏瑜在籌資、建立團隊及海外培訓的貢獻。人物側寫若只留下創辦人的名字,就會把一個由不同能力構成的機構,錯寫成單人的延伸。官網目前列 Urda Yen 為理事長,共同創辦人吳銘軒仍任執行長。6970

《打台灣不如騙台灣》的合寫與出版

出版是另一條傳播路徑。二〇二二年《阿共打來怎麼辦》由王立、沈伯洋合著,大塊文化的作者介紹特別標明沈協助撰寫第三部;該部分討論資訊戰、戰爭中的生活,以及正規登陸以外的壓力方式。這個分工很重要:軍事科普作者與資訊研究者相遇,並非兩人對全書每個專業領域都提供同樣的知識。書的共同立場,是反對以不可抵抗的軍事神話預先取消準備的可能。71

《阿共打來怎麼辦》紅色封面,以台灣與中國沿海地圖為底,列王立與沈伯洋合著。
王立、沈伯洋合著《阿共打來怎麼辦》(2022)封面。這本面向一般讀者的出版物,連結軍事常識、資訊辨識與民間面對風險的準備。 大塊文化,出版品封面 ·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未標示開放授權。 · 圖片來源

二〇二四年《打台灣不如騙台灣》則由沈、吳銘軒與民主實驗室共同署名,游婉琪負責採訪撰稿。目錄以五十六個問題,連接概念、個案、平台與日常回應,也納入讀者可能提出的反駁。問答形式讓不同程度的讀者可以從自己的困惑進入,採訪撰稿者則將團隊的研究語言整理成連續的閱讀。出版社當時仍列沈為民主實驗室常務理事,顯示卸下理事長不等於切斷所有組織關係。72

二〇二六年,他又與王立出版《台灣有事,世界有事》,目錄把願景、目標、手段與資源的分析帶入國際關係。相較於《阿共打來怎麼辦》從常見軍事說法切入,這次的編排更接近引導讀者建立分析步驟。這是從公開目錄可以看出的教學設計;具體戰略判斷仍須逐項以證據評估。73

這幾本書把研究轉入商業出版,也擴大了作者必須面對的責任。書名和市場宣傳需要明確命題,研究卻依賴可修正的分類與條件。它們能讓議題變得可接近,亦可能讓讀者記得強烈的結論而忘記推論所需的證據。這個張力並不只屬於沈伯洋,但在他同時作為研究者與倡議者的職涯中,尤其清楚。

藍色封面的《打台灣不如騙台灣》,副標為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的Q&A。
《打台灣不如騙台灣》(2024)封面。沈伯洋、吳銘軒與台灣民主實驗室共同署名,游婉琪採訪撰稿;書以問答形式把認知作戰研究帶入一般讀者的閱讀。 大塊文化,出版品封面 ·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未標示開放授權。 · 圖片來源

七、黑熊學院的課程與組織工作

黑熊學院則把問題換成:人們知道有風險之後,能做什麼?其官方宗旨明確以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維持抵抗意志為方向,並透過教育降低恐慌;這是一項帶有防衛價值立場的公共教育計畫。742022年的原始招生頁提供了具體答案:一日基礎營包括軍事科普、資訊辨識、救護止血與避難規劃,既有知識講解,也有包紮、搬運及避難包討論。它的設計是先建立入門能力,再讓學員依時間和專長決定是否繼續。75

沈並非只以名字支持課程。2022年9月的現場採訪記錄他教授資訊戰與認知作戰,並提醒學員回家練習斷網與資訊回報、理解自己的資安狀況。同場受訪者包括大學生與退伍者;這也提醒人們,公共教育面對的不是一種標準學員,各人的知識起點和可投入資源都不相同。76

但有需求,不代表能快速擴張。沈在2023年專訪坦言,急救教學需要具EMT資格的助教,單班約40人,人力跟不上數百萬人的推廣目標。線上課、教師教材與較大型活動,可以擴大接觸;實際動手練習的品質,卻不能只用觸及人次代替。更難的,是主動報名的人本來就重視防衛,不關心政治和戰爭的人,反而較少走進教室。77

教室內的成年學員在手臂上練習操作藍色止血帶。
黑熊學院「機智避難生活:技能複習 × 情境演練」2023年課程頁所刊的止血帶練習照片。學員反覆操作器材,呈現民防教育中不能只靠聽講完成的一部分;來源未標示本張照片的拍攝日期。 黑熊學院,官方課程頁刊載;攝影者未另署名 ·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未標示開放授權。 · 圖片來源

擴張還涉及現金流。何澄輝的早期訪談回憶,課程收入曾僅能打平講師、場地等費用,組織靠群募及後續資助才得以增加量能。曹興誠承諾的六億元,是依各期計畫分階段撥付。這段經歷若只剩「拿到六億」,便會漏掉組織真正需要反覆完成的工作:提出計畫、編列成本、安排人員,讓資源成為可持續的課程。78

到了2025年,執行長朱福銘描述的已是能一年辦數百場活動、由各地志工與支持者共同支撐的組織。他也說明當時沒有槍械或軍事訓練,並提到法規限制。組織規模的衡量,也因而需要更細的區分:活動參與、完課、複訓與危機中的熟練操作,是不同的成果。79

民間教育也有組織自身無法補齊的部分。公視的地方採訪呈現里長對戰時通報、指揮、物資與水源的疑問。這些問題說明,教會一個人準備避難包之後,仍需要一個能運作的公共體系接住他。評價黑熊的成果,不能只問教室是否坐滿,也要問民間所學是否能與地方及政府安排銜接。80

沈伯洋手持麥克風站在講台後方,身後懸掛黑熊學院旗幟。
2023年2月24日,沈伯洋在黑熊學院講座中發言。此圖記錄講授現場,並非急救或避難演練。 攝影:S099001;Wikimedia Commons · CC BY 4.0 · 圖片來源

八、轉入政黨政治後的組織界線

沈轉入政黨政治,也把另一種難題帶回機構。民主實驗室在2023年聲明中,承認核心成員參選會引起獨立性質疑,交代理事長請辭、代理與交接安排,並提出補助及對外互動的規範。這些承諾應接受後續檢驗;它們至少表明,公共信任需要制度處理,不能僅以創辦人的善意回答。81

外界對資金與政治利益的批評同樣必須分清證據。2025年流出的會議音檔引發爭論,批評者指控沈利用兩岸緊張,他則說原意是軍演使民防獲得關注與支持。在這場爭論中,如何公開交代資助、任職期間與原始語境,成為機構必須面對的工作。從事資訊研究的人,其自身的言論與組織也會成為查核對象。82

2026年黑熊對外表示,沈仍為無給職榮譽院長,但為避免選舉影響業務,課程和活動婉謝候選人及擬參選人參與。這與他請辭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是兩種不同的角色安排。83 對沈的這段職業路徑,一個較有用的觀察是:他不只試圖說服人們某件事重要,也參與建立讓人持續研究和學習的場所。成果的尺度,最終仍是方法能否被檢驗、能力能否被留下,以及組織離開創辦人的日常帶領後,是否仍能維持這些標準。

九、立法院的提案與修法

2024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更清楚呈現他如何把專業轉成條文。憲法法庭早已指出:偵查機關限制律師在場、筆記或陳述意見時,當事人欠缺向法院救濟的途徑,違反訴訟權保障。沈與郭國文、林宜瑾等人提出版本,試圖不只補救濟漏洞,也擴大偵查中辯護權,包括電子設備輔助記錄,以及由法官審查限制辯護權的決定。8485

但法律人的方案進入行政現場,會遇到另一套風險計算。法務部書面報告質疑,「隨時溝通」如何與串供、滅證區隔,電子設備記錄又如何避免偵查資訊外流;司法院也擔心事前交法院裁定可能拉長被告遭留置的時間。最後三讀的制度確立筆記權及向法院聲請救濟的管道,卻沒有全盤採納沈的設計。最後成案保留哪些設計、捨棄哪些設計,呈現了這次協商的具體結果。可檢驗的工作,是提出替代文字、進入併案審查,讓權利保障與偵查需求留下可比較的紀錄。868788

這也提供一種比選戰攻防更精確的批評方式:一位重視人權的立法者,仍須回答自己的程序保障是否清楚、成本由誰承擔、會不會產生新的不利益。法務部與司法院的異議,未必推翻他的方向,卻要求方向轉化成能運作的規則。

十、跨部會協調與公共議題

同樣在2024年,iWIN引起的虛擬創作爭議,讓他與蔡易餘、黃捷共同介入協調。重要的問題不是籠統選擇支持創作或保護兒少,而是法律要處理真實被害人、擬真影像與虛構圖畫之間的哪些差異。4月的協調之後,衛福部5月14日函釋對適用範圍作出區分;律師公會刊物也記錄沈與蔡的提案,以及後來立法理由的處理。這項改變經由多個國會辦公室、部會與民間團體之間的協調完成。899091

而且界線仍非一勞永逸。同一專業刊物指出,排除部分虛擬圖畫主要寫在修正理由,而非條文直接明文,解釋上仍有不確定性。適用範圍得到澄清,留下的文字仍待法律實務檢驗。92

國安法案則呈現另一種障礙。2024年4月,沈提出把立委與地方議員納入赴中管制、要求揭露與特定對象接觸情形的修法,卻在程序委員會被暫緩列案。公督盟批評程序機關不應取代實質審查;這是監督團體的制度主張,並非已由法院判定該次排案違法。對沈而言,懂得設計規範,並不能保證自己的問題會被排進審查時程。9394

2025年5月,他在國安法審查中把注意力放到「中間人」:滲透不只由直接受指令者完成,也可能藉由仲介搭橋。他嘗試把研究看到的行為鏈,轉寫成犯罪構成要件;2026年4月法務部報告仍列相關版本繼續審查。這些資料證明了提案與審查,沒有證明政策已落實。研究能辨認一種風險,立法卻還須決定證據門檻與處罰邊界,尤其要避免把普通交流或政治異議混同犯罪。9596

十一、公開承諾、表達方式與批評

2024年6月6日,他向剛上任的國防部長顧立雄詢問戰訓和管理,把官兵休假回報、形式訓練與幹部輪值放在同一場討論。顧立雄公開答覆將取消每日休假回報及不合實戰的傳統刺槍動作,讓部隊回到訓練本務。沈透過質詢使改革內容及部長承諾進入公開紀錄;改革的設計、命令與執行仍屬國防部,不能由一次問答推論所有部隊已落實,或全是提問者的功勞。97

他的說明能力也不是毫無限度的優勢。2026年9月隨行採訪中,他說幕僚準備列點即可,自己先理解問題與不同利益,再組織說法;也承認沒有逐字背稿,有時事後才發現遺漏。這種準備方式保留了現場重組的彈性,也使疏漏與即席表述的風險留在他本人身上。98

公共說明還受其他制度檢驗。2026年7月,他對傅崐萁提出的名譽求償一審敗訴。中央社引述法院理由,區分外國資金的查證基礎與「顛覆活動」的評論修辭;這不是法院認定沈犯罪,也不是所有政治攻擊都因此成真。另一方面,沈表示將研議上訴,也不能抹去一審對公共評論空間的判斷。公共人物如何理解攻擊,與法院如何界定可受公評事項,可能有相當距離。99

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提名、政策與公開回應

截至2026年10月12日,他仍是立委,也已成為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五月的提名讓他的工作再度改變尺度:立法者可以選擇主攻的法案,市長候選人卻必須回答交通、居住、照顧與城市財政如何一起運作。競選因而不只是增加演講場合,而是要求他把既有的問題意識,放進一套範圍更廣、也更難由個人掌握的行政承諾。100101

他的競選網站以HEART整理空間、機會、陪伴、韌性與時間等政策面向,將通勤、育兒、老宅改善與跨局處服務連在一起。「韌性」也從他熟悉的民防議題,擴展到極端降雨、交通事故與照顧安全。這些政策文字仍是競選團隊的自我陳述,但可以看出他正在嘗試的轉換:把辨認制度之間落差的研究習慣,改寫成城市服務如何銜接的主張。102

這次轉換已有可觀察的工作形式。團隊設置「市長,你給我聽好了」投稿入口,邀市民以短文提出租屋、人行道或路口等生活問題;「台北民意觀察室」則設計行政區、議題與敘事分析的閱讀介面。網站自己也提醒,投稿次數不等於人口占比或支持度。對這位資訊研究者而言,新的考驗是:如何讓主動投稿者的聲音進入政策,同時看見沒有投稿的人;公開介面的存在,尚不能證明意見已被採納,更不能代替具代表性的調查。103104

政策也開始把資源分配寫成數字。例如青年政策頁提出城市青年基金、AI工具支持與海外實作,列出適用年齡、地方提撥及中央方案銜接。這使主張可以被追問:經費如何支應、中央配套是否成立、不同年齡與所得者為何獲得不同支持?網站所列預算是團隊估算,並非通過的市政預算。比起將政策清單視為能力證明,更有意義的是觀察他能否回應這些執行條件。105

因此,這場尚在進行的選舉,在職志上提出了一個清楚而未決的問題。過去,課堂、論文與民間組織讓他主要向願意進入那些場所的人工作;地方行政若成為下一份職務,服務對象將包括不認同他的人,責任也會延伸到日復一日的維護、採購、人事與預算。分析、說明和倡議是可追索的既有能力,能否承擔這種持續執行,仍須由未來的制度實踐回答。這一節記錄的是角色轉換的要求,而不是預寫選舉結果或治理成績。106

十二、師友、合作者與工作分工

他的合作關係可以依工作功能來讀。李茂生既是學位指導者,也共同研究校園霸凌與警察貪腐,關係延續到合著的具體問題;Henry Pontell、Gilbert Geis及其他共同作者,讓白領犯罪研究進入比較犯罪學的出版網絡。後來,吳銘軒、曾柏瑜與數位調查研究員,負責把方法、資金、人員與跨國合作變成持續性的機構工作。黑熊的何澄輝、朱福銘、救護講師及各地志工,又使知識能在不同教室反覆被教出來。這些關係各自交換不同資源,不能用一條「人脈很廣」概括。107108109110111112113

有些關係則是一次明確的制度接觸。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沈以全民防衛為題向民進黨中常會報告,蔡英文聽取後提出中央、地方及民間團體共同演練的方向。這份紀錄呈現民間知識如何進入執政黨的議程,也呈現公民組織與政黨之間已存在的接近。它不等同所有具體方案從此獲得資源,卻有助理解二〇二三年參選時,為何組織必須更明確處理自己的界線。114

在海外,他的公共角色也依場域改變。二〇二〇年,CSIS「中國干預台灣選舉」活動安排沈伯洋、唐鳳等人從不同位置說明資訊環境;二〇二三年的USCC證詞,則要求他對政策制定者提出結構化的問題與建議。共同出席不表示彼此共同完成研究,但兩種活動都讓台灣的案例進入英語政策世界。研究者在這裡既提供資料,也選擇哪些台灣經驗最值得被外部聽見。115116

十三、時間、收入與多重角色

從國考教室到研究機構,再到國會,沈伯洋可以接觸的人變多,能調動的制度也變多;與此同時,他越來越難選擇由誰、在什麼語境中轉述自己的話。學術文章可以交代樣本與限制,訪談需要讓陌生人迅速理解,政治爭議則常由一句話開始流通。這些媒介要求不同速度,而他所依靠的框架化、即席重組能力,既能幫助說明,也可能在條件被省略時放大誤讀。前述資訊研究與自身公共言論之間,形成一個持續的反身性考驗。

成本也包括安全。二〇二五年十月,中國當局宣布對他進行涉嫌「分裂國家」的刑事偵查,人權觀察隨後批評此舉侵犯言論與結社權利。二〇二六年十月七日,台北地檢署另就他遭監控、個資被蒐集的案件,起訴四名徵信業者並通緝兩名香港人士。後案仍是檢方起訴階段,與法院定罪有別;它已足以顯示,公共發言所伴隨的風險會進入一個人的日常安全安排。117118

這些風險不替任何政策主張提供正確性的保證,但屬於理解這份工作所需的條件。把他只當成可以自由選擇議題、到處演講的知識工作者,會漏掉安全壓力;把他只當成受威脅者,又會遮住他作為立法者與候選人必須接受的正常批評。兩種責任應同時保留。

回看整條路徑,最有說明力的單位是一次次具體轉換:女性主體問題進入法律分析,白領犯罪進入比較研究,資訊操作進入帳號與傳播網絡,危機意識進入四門入門課,辯護權進入一份被逐項異議的修法草案。每一次轉換,都要重新選擇資料、受眾、伙伴與完成標準。前一個場合累積的聲望可以打開下一扇門,卻無法替下一份工作完成驗證。

截至本文寫作時,他已經留下可閱讀的論文、反覆修訂的教材、由他人繼續營運的組織,以及可供追索的議會紀錄。這些材料讓職志研究有可能超出人格印象:檢查他如何做成一件事,也檢查哪些問題仍未解決。未來的選舉結果會改變他的職位;更長期的問題,是當他本人不再站在教室或組織中心時,方法、判斷和責任,能有多少繼續由別人承接。

資料與閱讀說明

本文以作品、學位典藏、機構文件、議事及法規紀錄為骨架,以訪談補入形成與做事方式。自述的意圖與獨立可見的結果分開處理;機構承諾、管理者所報規模、研究摘要與完整論文的證據範圍,也在註釋中說明。公開資料不足以重建他每天的固定作息、完整收入分配或所有內部決策;本文只描述有來源的工作流程,不以人物印象填補這些空白。

註釋與來源


  1. 立法院,〈沈伯洋委員〉,第十一屆委員資料,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列到職日、黨籍、選區及委員會。官方資料。↩︎

  2. 民主進步黨,2026年5月13日台北市長提名公告。官方公告。提名是政黨決定,不代表選舉結果。↩︎

  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hen, Pao-Yang,” School of Social Ecology alumni profile。校友資料。↩︎

  4. 鏡文學,〈走出暗黝森林──專訪沈伯洋談閱讀、陪伴與文化〉,2026年9月8日。全文。採訪在選舉期間進行,學習方法與工具使用為本人展示/自述。該文年表的台大碩士年份與2017年博士論文履歷不同;本文採後者。↩︎

  5. 國立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典藏,沈伯洋,《犯罪中女性主體的形塑-個人與法律選擇》,2008,指導教授李茂生。書目及摘要。此處對論證的介紹據典藏摘要。↩︎

  6. Pao-Yang Shen,Local Ideologies and Punishment for White-Collar Crim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UCI博士論文,2017。全文。履歷見印刷頁xi;研究方法見42–49頁,結論與限制見214–226頁。摘要與方法表格的語料總數有不一致處,本文不據此列精確總量;其三角檢驗亦使用既有出版材料中的訪談,不等於作者進行了同數量的新訪談。↩︎

  7. Penn Carey Law Journal,2023年夏季,Jacques deLisle訪台校友報導,列Puma Shen LLM ’07。校方報導。↩︎

  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hen, Pao-Yang,” School of Social Ecology alumni profile。校友資料。↩︎

  9. Pao-Yang Shen,Local Ideologies and Punishment for White-Collar Crim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UCI博士論文,2017。全文。履歷見印刷頁xi;研究方法見42–49頁,結論與限制見214–226頁。摘要與方法表格的語料總數有不一致處,本文不據此列精確總量;其三角檢驗亦使用既有出版材料中的訪談,不等於作者進行了同數量的新訪談。↩︎

  10. 顧荃,〈黨產會人事異動 許有為與沈伯洋任委員〉,中央社,2018年10月14日。任命報導。↩︎

  11.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第51次委員會議紀錄,2018年10月9日,11月1日發布。會議紀錄。出席、議程與合議結果可核;未提供每位委員的發言與投票理由。↩︎

  12. Code for All,〈Fighting Chinese Disinfo with Doublethink Lab〉,2023年6月8日。機構介紹與成立年。↩︎

  13. 黑熊學院,〈為何成立黑熊學院〉及首頁,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宗旨與團隊;成立年份與業務。目前列沈伯洋、何澄輝為共同創辦人、朱福銘為執行長。↩︎

  14. 黑熊學院,2022年9月至10月基礎營招生。原始課表。時數、收費和科目屬該期招生,非所有班別的永久規格。↩︎

  15. 吳銘軒,〈回應台灣民主實驗室夥伴的參選行動〉,2023年11月16日。機構聲明。組織規模、無酬工作及治理安排為聲明所述,不是本文對全部財務的審計結論。↩︎

  16. 立法院,〈沈伯洋委員〉,第十一屆委員資料,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列到職日、黨籍、選區及委員會。官方資料。↩︎

  17. 立法院,〈沈伯洋委員〉,第十一屆委員資料,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列到職日、黨籍、選區及委員會。官方資料。↩︎

  18. 民主進步黨,2026年5月13日台北市長提名公告。官方公告。提名是政黨決定,不代表選舉結果。↩︎

  19. 林詠青,〈沈伯洋參選台北市長 黑熊學院聲明:婉拒候選人參與課程活動〉,2026年5月13日。媒體載錄聲明。此處採媒體轉述,不稱已取得學院原始公告。↩︎

  20. 簡竹書,〈看過上流社會、中產與底層 反骨的沈伯洋決定研究白領犯罪〉,《鏡週刊》,2019年4月30日。訪談。童年與少年機構經驗為本人回憶;不用報導的讚譽語作事實結論。↩︎

  21. 邱祖胤,〈「少年綠皮書」收錄寫給沈伯洋的信 出版社緊急加印5000本〉,中央社,2026年9月30日。報導。用以確認信件對象與三段走讀,不以書市熱度推論政治效果。↩︎

  22. 玉山社,劉克襄《少年綠皮書──我們的島嶼旅行》,2003年7月1日,ISBN 9789867819246。出版社書目。↩︎

  23. 鏡文學,〈走出暗黝森林──專訪沈伯洋談閱讀、陪伴與文化〉,2026年9月8日。全文。採訪在選舉期間進行,學習方法與工具使用為本人展示/自述。該文年表的台大碩士年份與2017年博士論文履歷不同;本文採後者。↩︎

  24. 簡竹書,〈他曾經想當熱血律師 後來卻變成補教名師〉,《鏡週刊》,2019年4月30日。訪談。↩︎

  25. 撲馬原著、徐浩天修訂,《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保成文化,第七版,2020年8月;ISBN 9789864817375。引用書目、目次及徐浩天2020年8月5日序,不將修訂者的話當成沈伯洋所說。書目與序。↩︎

  26. 撲馬、傑米,《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第九版,2022年,ISBN 9786263235182。書目。↩︎

  27. 撲馬原著、徐浩天修訂,《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保成文化,第七版,2020年8月;ISBN 9789864817375。引用書目、目次及徐浩天2020年8月5日序,不將修訂者的話當成沈伯洋所說。書目與序。↩︎

  28. 國家圖書館,新保成出版品送存清單,列2020年《刑法總則:破》七版與《刑法分則Q》六版。送存紀錄。↩︎

  29. 沈伯洋,個人教學網站首頁及課程頁,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首頁;課程。未讀取需密碼的課程。↩︎

  30. 國立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典藏,沈伯洋,《犯罪中女性主體的形塑-個人與法律選擇》,2008,指導教授李茂生。書目及摘要。此處對論證的介紹據典藏摘要。↩︎

  31. Pao-Yang Shen,Local Ideologies and Punishment for White-Collar Crim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UCI博士論文,2017。全文。履歷見印刷頁xi;研究方法見42–49頁,結論與限制見214–226頁。摘要與方法表格的語料總數有不一致處,本文不據此列精確總量;其三角檢驗亦使用既有出版材料中的訪談,不等於作者進行了同數量的新訪談。↩︎

  32. Penn Carey Law Journal,2023年夏季,Jacques deLisle訪台校友報導,列Puma Shen LLM ’07。校方報導。↩︎

  3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hen, Pao-Yang,” School of Social Ecology alumni profile。校友資料。↩︎

  34. Pao-Yang Shen,Local Ideologies and Punishment for White-Collar Crim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UCI博士論文,2017。全文。履歷見印刷頁xi;研究方法見42–49頁,結論與限制見214–226頁。摘要與方法表格的語料總數有不一致處,本文不據此列精確總量;其三角檢驗亦使用既有出版材料中的訪談,不等於作者進行了同數量的新訪談。↩︎

  35. 國立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典藏,沈伯洋,《犯罪中女性主體的形塑-個人與法律選擇》,2008,指導教授李茂生。書目及摘要。此處對論證的介紹據典藏摘要。↩︎

  36. 國立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典藏,沈伯洋,《犯罪中女性主體的形塑-個人與法律選擇》,2008,指導教授李茂生。書目及摘要。此處對論證的介紹據典藏摘要。↩︎

  37. Adam Ghazi-Tehrani、Natasha Pushkarna、Pao-Yang Shen、Gilbert Geis、Henry Pontell,〈White-collar and 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forcement capacity and non-issue making〉,《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60(3),2013,241–260。出版紀錄;共同作者提供的全文。↩︎

  38. 沈伯洋,〈法律社會學50年回顧〉,《月旦法學雜誌》279,2018年8月,185–201。出版社摘要。↩︎

  39. 沈伯洋,〈警察執法的法律社會學──以101大樓前的抗爭為例〉,《政大法學評論》2022特刊,269–316。期刊摘要;作者相關公開書摘,2023年:法律與執法現場。↩︎

  40. Adam Ghazi-Tehrani、Natasha Pushkarna、Pao-Yang Shen、Gilbert Geis、Henry Pontell,〈White-collar and 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forcement capacity and non-issue making〉,《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60(3),2013,241–260。出版紀錄;共同作者提供的全文。↩︎

  41. Pao-Yang Shen,Local Ideologies and Punishment for White-Collar Crim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UCI博士論文,2017。全文。履歷見印刷頁xi;研究方法見42–49頁,結論與限制見214–226頁。摘要與方法表格的語料總數有不一致處,本文不據此列精確總量;其三角檢驗亦使用既有出版材料中的訪談,不等於作者進行了同數量的新訪談。↩︎

  42. Puma Shen,〈Reform and Resistance: Restructuring Taiwan’s Appeals Process and the Internal Culture of Taiwan’s Supreme Court〉,收於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Law,127–148,出版日2019年11月4日,書版權年2020。北大書目及摘要;出版商。此處據摘要,不沿用舊師資頁的暫定題名和年份。↩︎

  43. Mau-Sheng Lee、Puma Shen,〈Recent Bullying Trends in Japanese Schools: Why Methods of Control Fail〉,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Discipline,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2018年6月5日,149–167。出版社摘要與參考文獻。↩︎

  44. 沈伯洋,〈法律社會學50年回顧〉,《月旦法學雜誌》279,2018年8月,185–201。出版社摘要。↩︎

  45. 林詩韻、黃聿斐、沈伯洋,〈受監護處分男性精神疾病犯罪者再犯分析〉,《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25,2020,183–243。法務部公開全文。特定司法處遇樣本不代表一般精神疾病患者;起訴亦非定罪。↩︎

  46. 沈伯洋、李茂生、周愫嫻,〈警察人員涉貪風險成因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34,2021年6月,35–68。期刊全文。人數以中文正文為準;中介角色的分析,不是對所有同類職業者的指控。↩︎

  47. 沈伯洋,〈警察執法的法律社會學──以101大樓前的抗爭為例〉,《政大法學評論》2022特刊,269–316。期刊摘要;作者相關公開書摘,2023年:法律與執法現場。↩︎

  48. Puma Shen,〈Governing through Corruption: The Symbolism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Chinese Corrupt Officials〉,《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16(1),2021,81–118。北大篇目與摘要。此處據研究庫摘要;不將早年履歷的修改後重審狀態誤作已於另一期刊出版。↩︎

  49. Puma Shen、Yun-Ju Chen、P. Y. Tseng,〈Relating Credibility to Writing Style, Emotion, and Scope of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21(3),2022年7月,13–25。北大研究摘要。樣本與結論據摘要,未據此推定整體選舉的因果效果。↩︎

  50. 沈伯洋,〈服貿錯在哪:不懂法律的人也能看懂的白話說明版〉,2014年3月22日,《關鍵評論網》授權轉載。作者文章。此為當時的公共法律論述,不把作者立場視為無爭議的法律結論,亦不據此推定他本人在抗爭現場。↩︎

  51. 顧荃,〈黨產會人事異動 許有為與沈伯洋任委員〉,中央社,2018年10月14日。任命報導。↩︎

  52.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第51次委員會議紀錄,2018年10月9日,11月1日發布。會議紀錄。出席、議程與合議結果可核;未提供每位委員的發言與投票理由。↩︎

  53.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第51次委員會議紀錄,2018年10月9日,11月1日發布。會議紀錄。出席、議程與合議結果可核;未提供每位委員的發言與投票理由。↩︎

  54.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提交立法院專案報告,中影案見第13頁。報告。記載2021年8月24日行政契約;是機關案件後續,不作沈個人談判成果。↩︎

  55. 立法院公報第115卷第7期,2025年12月31日黨團協商,游顥說明黨產條例修法理由。協商紀錄。↩︎

  56. 立法院公報第115卷第13期二冊,2026年1月30日院會。三讀紀錄。沈當日回應見自由時報現場影片,其措辭是政治評價。↩︎

  57. 公視,2026年3月4日,行政院不副署黨產條例修正案報導。報導。↩︎

  58. 全國法規資料庫,〈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現行法。查核時仍列2016年8月10日公布版本。↩︎

  59. Code for All,〈Fighting Chinese Disinfo with Doublethink Lab〉,2023年6月8日。機構介紹與成立年。↩︎

  60. 林仕祥,何澄輝專訪,《遠見》,2022年11月14日。早期營運與資助。曹興誠六億元是三年資助承諾並按計畫分期撥付,不是沈的個人所得。↩︎

  61.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新聞真假掰》沈伯洋訪談,2022年7月24日播出、26日刊逐字稿。訪談全文。↩︎

  62. Puma Shen,New Variants of COVID-19 Disinformation in Taiwa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22年5月。繁中報告。方法與網絡分析見印刷頁6–9;研究對象有期間、平台與檢索條件的限制。↩︎

  63. Jerry Yu、Agnus Lin、Puma Shen、Kevin Zeng,2022 Taiwan Election: Foreign Influence Observation Report,Doublethink Lab,2023年6月21日。原始報告發布頁。↩︎

  64. Jerry Yu、Agnus Lin、Puma Shen、Kevin Zeng,2022 Taiwan Election: Foreign Influence Observation Report,Doublethink Lab,2023年6月21日。原始報告發布頁。↩︎

  65. 台灣民主實驗室,〈震耳欲聾的低語〉中文版導讀,2021年5月24日。機構發布。此處僅採發布文字對分析框架貢獻的歸屬。↩︎

  66. China Index,〈Research Process〉,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現版研究流程。指標與流程是機構方法,不等於每項現版設計均由沈個人完成。↩︎

  67. China Index,〈FAQ〉,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方法與限制。不同年度版本的國家數與分數不混用。↩︎

  68.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23年3月23日聽證紀錄,Puma Shen口頭及書面證詞。正式紀錄,PDF頁14–30。受邀作證與委員會採納所有主張是不同層次。↩︎

  69. 吳銘軒,〈回應台灣民主實驗室夥伴的參選行動〉,2023年11月16日。機構聲明。組織規模、無酬工作及治理安排為聲明所述,不是本文對全部財務的審計結論。↩︎

  70. Doublethink Lab官方網站,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團隊與研究方向。當前列Urda Yen為理事長、Wu Min-Hsuan為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71. 王立、沈伯洋,《阿共打來怎麼辦:你以為知道但實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大塊文化,2022年1月1日。出版社書目、目錄與分工。沈的作者欄註明「協助撰寫第三部」;本文依公開目錄與內容介紹討論編排。↩︎

  72. 沈伯洋、吳銘軒、台灣民主實驗室著,游婉琪採訪撰稿,《打台灣不如騙台灣》,大塊文化,2024年7月1日。出版社書目、署名與目錄。出版社當時列沈為常務理事,這是2024年的角色記錄,不直接外推成2026年仍任該職。↩︎

  73. 王立、沈伯洋,《台灣有事,世界有事:處在大國衝突第一線,台灣人必須理解的國際關係與戰略思維》,大塊文化,2026年1月1日。出版社書目與目錄。此處對編排的分析據公開目錄,未將出版社文案的效果承諾當成驗證結果。↩︎

  74. 黑熊學院,〈為何成立黑熊學院〉及首頁,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宗旨與團隊;成立年份與業務。目前列沈伯洋、何澄輝為共同創辦人、朱福銘為執行長。↩︎

  75. 黑熊學院,2022年9月至10月基礎營招生。原始課表。時數、收費和科目屬該期招生,非所有班別的永久規格。↩︎

  76. 中央社,〈黑熊學院基礎營 學員:具防衛意識對前線是最大幫助〉,2022年9月18日,央廣轉載。授課現場報導。↩︎

  77. 《自由財經》CEO開講,沈伯洋訪談,2023年11月9日。訪談與文字。助教門檻、班級人數與擴張瓶頸為當時自述;教師教材在訪談時仍有編製中部分。↩︎

  78. 林仕祥,何澄輝專訪,《遠見》,2022年11月14日。早期營運與資助。曹興誠六億元是三年資助承諾並按計畫分期撥付,不是沈的個人所得。↩︎

  79. 金大鈞,朱福銘專訪,《Newtalk》,2025年2月6日。組織規模與業務。活動場次、訓練人數為管理者自述,未據此換算不重複學員或技能達成率。↩︎

  80. 公視《獨立特派員》,〈全民防禦中!民間如何響應國防?〉,2022年11月25日。地方體系與民間訓練。報導亦涵蓋其他組織,文中未把別團體的射擊訓練歸入黑熊課程。↩︎

  81. 吳銘軒,〈回應台灣民主實驗室夥伴的參選行動〉,2023年11月16日。機構聲明。組織規模、無酬工作及治理安排為聲明所述,不是本文對全部財務的審計結論。↩︎

  82. 公視,〈稱「中國飛彈打來幫助很大」沈伯洋澄清指民防意識提升〉,2025年3月10日。指控及回應。報導不足以單獨認定非法金流、個人牟利或批評者的境外關係。↩︎

  83. 林詠青,〈沈伯洋參選台北市長 黑熊學院聲明:婉拒候選人參與課程活動〉,2026年5月13日。媒體載錄聲明。此處採媒體轉述,不稱已取得學院原始公告。↩︎

  84. 司法院,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摘要,2022。限制辯護人權利的救濟。↩︎

  85.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6次議案關係文書,沈伯洋、郭國文、林宜瑾等18人刑事訴訟法修正提案。議案,併見法務部書面報告的逐項比較。↩︎

  86. 法務部,2024年6月12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書面報告,印刷頁13–15。全文。↩︎

  87. 司法院,同場刑事訴訟法草案書面報告,2024年6月12日。全文。↩︎

  88.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22次議事錄,2024年7月16日併案三讀。議事錄;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45、245-1條。↩︎

  89. 民視,2024年4月11日,蔡易餘、黃捷、沈伯洋及相關部會與ACG團體協調報導。報導。只採會議日期、參與及行動,不以新聞標題作成效判斷。↩︎

  90. 衛生福利部,2024年5月14日衛部護字第1130014287號函。學校官網保存的正式函影本。↩︎

  91. 《全國律師》,2024年12月專業分析,含沈伯洋、蔡易餘提案及修法紀錄的引註。文章。其對明確性的批評屬作者法律分析,不是法院裁判。↩︎

  92. 《全國律師》,2024年12月專業分析,含沈伯洋、蔡易餘提案及修法紀錄的引註。文章。其對明確性的批評屬作者法律分析,不是法院裁判。↩︎

  93. 中央社,2024年4月23日,赴中申報草案暫緩列案報導。報導。↩︎

  94.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2024年4月23日對程序委員會的聲明。聲明。其主張是公民團體的程序監督意見。↩︎

  95. 沈伯洋,2025年5月1日國安法提案說明。《報導者》立委觀測站逐字紀錄;本人發言影片。↩︎

  96. 法務部,2026年4月30日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書面報告。報告;現行國家安全法。報告證明所載日期仍有草案在審查,不代替其後逐案三讀查核。↩︎

  97. 中央社,2024年6月6日,顧立雄答覆沈伯洋質詢的報導。部長答詢。政策宣示與部隊實際落實程度分開處理。↩︎

  98. 呂佳頴、柯勝雄,TVBS隨行訪談,2026年9月26日。報導。工作方式為本人自述;選舉期間的隨行採訪具有形象呈現條件。↩︎

  99. 中央社,〈告傅崐萁侵害名譽一審敗訴 沈伯洋:研議上訴〉,2026年7月9日。報導。此處據報導轉述一審理由;未核得後續終局結果,不作犯罪認定。↩︎

  100. 立法院,〈沈伯洋委員〉,第十一屆委員資料,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列到職日、黨籍、選區及委員會。官方資料。↩︎

  101. 民主進步黨,2026年5月13日台北市長提名公告。官方公告。提名是政黨決定,不代表選舉結果。↩︎

  102. 沈伯洋競選網站,〈HEART政策生態系〉,2026-10-12查閱。本文以之辨認候選人的政策框架,不將願景當成行政成果。政策原文。↩︎

  103. 沈伯洋競選網站,〈市長,你給我聽好了〉,2026-10-12查閱;頁面邀市民以50字投稿,並連往市民舞台。投稿入口說明。本文未提交任何資料。↩︎

  104. 沈伯洋競選網站,〈台北民意觀察室〉,2026-10-12查閱。頁面列行政區、議題與敘事分析介面,並註明投稿數非人口占比、支持度或情緒。本文未取得可驗證的動態資料值,故不引用投稿總數或分布。介面及方法提示。↩︎

  105. 沈伯洋競選網站,〈青年政策〉,2026-10-12查閱;區分政策摘要、內容、預期效益與推動藍圖,預算及效果均為競選團隊提出的估算或目標。政策原文。↩︎

  106. 沈伯洋2026台北市長競選網站,政策專區,查閱於2026年10月12日。本人政策主張。競選承諾不列作施政成果。↩︎

  107. Adam Ghazi-Tehrani、Natasha Pushkarna、Pao-Yang Shen、Gilbert Geis、Henry Pontell,〈White-collar and 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forcement capacity and non-issue making〉,《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60(3),2013,241–260。出版紀錄;共同作者提供的全文。↩︎

  108. Mau-Sheng Lee、Puma Shen,〈Recent Bullying Trends in Japanese Schools: Why Methods of Control Fail〉,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Discipline,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2018年6月5日,149–167。出版社摘要與參考文獻。↩︎

  109. 沈伯洋、李茂生、周愫嫻,〈警察人員涉貪風險成因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34,2021年6月,35–68。期刊全文。人數以中文正文為準;中介角色的分析,不是對所有同類職業者的指控。↩︎

  110. Jerry Yu、Agnus Lin、Puma Shen、Kevin Zeng,2022 Taiwan Election: Foreign Influence Observation Report,Doublethink Lab,2023年6月21日。原始報告發布頁。↩︎

  111. 吳銘軒,〈回應台灣民主實驗室夥伴的參選行動〉,2023年11月16日。機構聲明。組織規模、無酬工作及治理安排為聲明所述,不是本文對全部財務的審計結論。↩︎

  112. 林仕祥,何澄輝專訪,《遠見》,2022年11月14日。早期營運與資助。曹興誠六億元是三年資助承諾並按計畫分期撥付,不是沈的個人所得。↩︎

  113. 金大鈞,朱福銘專訪,《Newtalk》,2025年2月6日。組織規模與業務。活動場次、訓練人數為管理者自述,未據此換算不重複學員或技能達成率。↩︎

  114. 民主進步黨,第二十屆第八次中常會新聞稿,2022年9月28日。沈的報告與蔡英文回應。↩︎

  115. CSIS,PRC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Elections,2020年2月11日。活動;唐鳳,〈我在CSIS說了什麼〉。共同活動紀錄不延伸為未獲證明的私人交情或合著。↩︎

  116.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23年3月23日聽證紀錄,Puma Shen口頭及書面證詞。正式紀錄,PDF頁14–30。受邀作證與委員會採納所有主張是不同層次。↩︎

  117. Human Rights Watch,〈中國:對台灣立法委員進行虛假刑事偵查〉,2025年10月31日。聲明。本文將人權評價歸於該組織,不將中國當局指控寫為犯罪事實。↩︎

  118.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2026年10月7日偵結監控、蒐集個資案新聞稿。檢方正式文件;公視報導。起訴為檢方指控,未作有罪判決;不刊住宅或家人行蹤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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