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仁

一、與父親一起上學，也看見他怎樣教人

林明仁記得自己小學愛打架、頂撞老師，父親是國中理化教師。國中三年，父子幾乎每天騎協力車上學；他就在父親任教的臺南學校讀書，看見父親主動帶其他老師較不願接手的班級，替學生補課，登門勸家長讓女兒繼續升學。父親和另一位教師還帶兩班學生挖人工湖，回家時滿身泥巴，要兒子幫忙按摩。⁶

在成年後的回憶裡，林明仁把父親看作自己的教師典範。一起做事、試著改變家長的決定，都使他看見教育能介入學生的處境。

然而家中對他選擇社會科學並不放心。祖父曾因二二八事件入獄，家人希望他走工程。他由臺南一中考進臺大農工系，卻被四位作者合編的經濟學課本吸引：理論居然能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他參加轉學考，進入經濟系。^{7, 8}父親的教師生活使教育有吸引力，家族的政治記憶卻使社會科學帶著風險。選科發生在這兩種期待之間。

大學參與野百合運動時，一名白領人士當面質問學生，為何把社會弄亂。林明仁後來將這個遭遇連到自己的博士題目：民主國家與社會治安。⁹他的問題並不是在一份現成資料旁邊才出現；有人以秩序反對改革，才使「民主到底怎樣影響犯罪」成為他想認真回答的事。

二、芝加哥的訓練，與回臺之後的兩條早期工作

1992 年取得臺大經濟學學士，1998 年取得芝加哥碩士，2002 年取得博士。他的博士委員會包括 Steven Levitt、Mark Duggan、Michael Greenstone 與 Casey Mulligan。^{10, 11}這些具名的教師關係，把他的學習放在應用個體經濟學的實際共同體裡；往後與 Levitt 的公開往來及共同研究，也讓師生關係超過一次學位授予。

2002 年回臺大任教，2007 年升副教授、2010 年升教授。¹²他的早期工作不是沿著一個題目走直線。公司內部的人事紀錄與國家間的犯罪統計，同時提供不同尺度的研究材料。

2005 年〈打開黑箱〉使用一家臺灣汽車經銷商的資料，連起職務、層級、薪資、獎金、升遷與人員進出。景氣對獎金的影響大於底薪，高階員工的變化又較大；控制個人的差異後，職位間平均薪資落差，不能直接當成升遷帶來的報酬。¹³公司的人事分類因此要被拆開，才能知道組織是在獎勵什麼，哪些差距來自職位，哪些來自被分到職位上的人。

2007 年的民主與犯罪論文，則把嚴重與輕微犯罪分開。國際資料顯示，民主體制與較低的嚴重犯罪、較高的輕微犯罪相連，作者嘗試從刑罰及破案造成的嚇阻差異說明。¹⁴大學時那句責難，到論文裡已經不能只用贊成或反對民主來回答。不同犯罪的結果可能不一致，國家間的報案與分類方式也會影響比較。

這些工作使他開始建立一種實證習慣：不能讓熟悉的總稱先決定答案。但資料也限制問題能走多遠。一家公司的細密紀錄適合研究內部運作，國際統計則需要處理可比性；工作不是把同一個迴歸式搬到不同地方而已。

三、回臺取得的新材料，讓身體與家庭進入經濟學

在公司與犯罪研究仍持續的時候，出生與健康已進入林明仁的合作。2007 年他與 Jin-Tan Liu、Shin-Yi Chou 發表低出生體重與教育結果研究，問受過較多教育的父母能否緩衝孩子的不利起點。結果依低體重程度、是否足月而不同，也辨認出低體重女兒的額外不利。¹⁵學校裡看到的差距，可能在進教室以前就已形成；家庭資源的作用，也不是對每個孩子都相同。

與駱明慶的乙肝研究，則將這種跨專業工作推進一場國際爭論。Emily Oster 曾提出，亞洲相當部分「失蹤女性」可能來自乙肝造成的出生性別差異。林明仁與駱明慶以臺灣三百多萬名新生兒紀錄檢驗，發現感染母親生男機率只略高；更強的差異出現在高胎次、已有女兒的家庭。¹⁶

要分開生物與家庭選擇，資料必須同時有母親懷孕時的感染狀態、孩子性別與胎次。疾管機構的乙肝免疫計畫提供紀錄，陳建仁及 Yin-Chu Chien 協助兩位經濟學家理解病毒學與流行病學。他們還要把同一母親的孩子連起來，處理觀察期間漏掉較早出生孩子、因而低估胎次的問題。¹⁷臺灣的公衛制度既是研究對象，也為他們留下別處不容易取得的材料。

論文於 2008 年刊於《美國經濟評論》。Levitt 在部落格介紹昔日學生取得的反證，也讚賞 Oster 在新研究後承認原來解釋失準。¹⁸林明仁並未因導師看重一項研究，就停止檢查它；新的資料也不必以切斷師生關係為代價。這次交鋒讓專業關係與證據修正，可以同時發生。

2014 年，他與 Jin-Tan Liu、Nancy Qian 再研究胎兒性別辨識技術及墮胎合法化。利用臺灣的制度變化，團隊在高胎次中同時看到男嬰比例提高、已出生女嬰的相對新生兒死亡率下降，並處理繼續生育者的組成變化。¹⁹兩個看似相反的結果並存：某些女孩不再出生，已出生女孩受到的對待也可能改變。把它們分清楚，並不替性別選擇作道德辯護；反而使權利與公平的討論，不能被單一的存活指標代替。

四、研究建立起來之後，課堂仍在職業中心

2012 至 2013 年，他到 MIT 訪問；2013 至 2016 年主持臺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2015 年十一月至 2019 年十二月又任經濟系主任。²⁰健康與家庭合作發展的同時，他也逐漸承擔課程、人員及學術共同體的工作。這些責任重疊，沒有把他變成只在完成論文後才教書的人。

臺大開放式課程保留了 2013 年九月的四學分〈經濟學原理〉，從誘因、供需到政策、所得分配與總體經濟；Coursera 的〈誘因與市場〉則用四個模組和生活案例提供另一種入口。^{21, 22}研究裡要拆開的概念，在課堂上得重新安排成初學者能跟著走的次序。

他也維持課後提問及 Facebook 聯繫，讓學生遇到困難時能找到自己。²³父親的典範在這裡有具體延續：教清楚學科之外，老師還必須讓尚未決定方向的人可以接近。維持聯繫，也是他的教師工作。

公開教學紀錄顯示，114 學年度兩學期的原理課分別有三百零三與二百九十位學生，並列成績分布；博士指導又有不同的時間尺度。施琇涵在 2016 年完成應用個體研究，徐湘羚於 2026 年研究生育懲罰、同儕效應與性別勞參，由他與謝志昇共同指導。²⁴大班課需要安排與回應，研究指導則要讓一個初步問題慢慢成為學生能負責的論證。

五、照顧研究，把一個人的健康接到其他人的生活

出生健康研究最初問孩子後來的表現；往後的照顧合作，逐漸把病人的家人也放進觀察。Chen-Wei Hsiang、陳冠銘與林明仁的研究在 2021 年獲 APEC 健康女性與健康經濟研究獎，研究年老父母需要長期照顧時，家中誰調整工作。女性通常承擔主要照顧，已婚及育有子女者尤其可能減少勞動參與，退出後也較難重返職場。²⁵

這份共同成果進入亞太政策討論，使照顧不只是一位病人有沒有取得服務。家人提供的時間，可能來自少工作、失去收入或放棄其他安排。醫療和勞動研究在這裡相接，因為一個家庭正在吸收的成本，會跨過原來分開的政策領域。

陳冠銘也成為往後反覆合作的研究者。2026 年他、林明仁與 Wei-Lun Lo 的兒童障礙研究，使用二十年健保行政紀錄。作者以腦性麻痺的先天性、產前無法偵測及出生後較早診斷等特徵建立事件研究，觀察父母的工作、心理健康、婚姻和生育。估計顯示，母親就業機率下降 4.4 個百分點，離婚機率增加 4.3 個百分點，並看到母親精神疾病就醫風險提高與長期生育減少。²⁶

這是群體經驗的估計，不是任何一個家庭的預告。它讓兒童健康的題目有了另一個尺度：孩子需要治療時，父母自己的生活也發生變化。從早期孩子的教育結果走到父母的長期調整，林明仁的研究開始看見，健康衝擊並不會停在一具身體的邊界。

六、與社工合作，發現通報也是一個事件

〈打破沉默〉由張振鴻 Harrison Chang、趙曉芳、陳冠銘與林明仁合作。團隊受衛福部保護司委託，把 2012 至 2018 年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接到健保紀錄；醫院、警察及專線，都是暴力進入行政系統的入口。²⁷經濟學與社工的共同研究，不只問受暴者後來怎樣，也問求助本身發生了什麼作用。

作者將暴力發生與通報分成兩個事件，以較晚經歷事件的人作比較，追蹤勞動、婚姻、生育及健康。女性的工作參與在暴力後下降，通報後則有逐漸增加的效果，尤其見於年輕、受過較多教育者；離婚的增加也出現在通報之後，而非暴力起初。²⁸若只從通報那一天開始看，就會把求助前已發生的傷害，以及求助後可能的改變混在一起。

資料中從受暴到首次通報平均相隔約 4.2 年。林明仁在 2026 年受訪時，談到這種證據對第一線社福工作的意義：長期投入卻難以顯示成效的工作，開始有可以討論的結果；當事人也可能知道，自己的困難不是孤立的經驗。²⁹

但沒有正式通報的人，仍不會因此出現在資料裡。林明仁也承認這個「黑數」；行政紀錄能辨認的離婚，亦不能代表所有親密關係的分手。^{30, 31}這條界線直接影響支援可以怎樣想像。4.2 年不是應忍耐的期限，通報效果也不是對每個人的保證。研究能讓某一群人的經驗更清楚，還要留下位置給那些未被系統看見的人。

七、與家庭研究並行的跨代問題

照顧與暴力研究往往追蹤一次衝擊的前後；與它們並行的另一組合作，則問父母與成年子女如何相連。2024 年，Harrison Chang、Timothy Halliday、林明仁與 Bhashkar Mazumder 使用臺灣 2000 至 2021 年健保資料，補以戶籍關係，把多種就醫指標組成健康代理量，估計兩代的健康排序關係約為 0.22。只看住院或花多少醫藥費，可能低估這種延續。³²

同年他與朱祐緯 Yu-Wei Luke Chu、Huici Nian 的財富研究，估計父母與子女家戶的財富排序關係，並在財富上端看到特別強的延續。樣本的父母仍在世，因而不能用遺產解釋這些關係，生前移轉則是重要機制。^{33, 34}

這兩項工作都不能只靠一個現成欄位。健康要建構代理量，財富要與當期所得區別，家庭關係也要能在不同紀錄之間連起來。臺灣健保、戶籍與財稅制度留下長期材料，合作者再讓它們能回答原來沒有為研究而設計的問題。兩代人的相似被測量得更清楚，卻仍不等於每一種形成相似的原因都已被辨認；關聯與因果在這裡保持不同的證明要求。

八、課堂、課本與網路，成為新的研究場所

林明仁的研究沒有因家庭與健康題目增加，就停下教育或行為的探索。2020 年與 Levitt 合作的作弊論文，用一門科學通識課的考卷，以錯誤答案的相似性辨認抄襲；座位隨機分配、增加監督時，作弊幾乎消失。³⁵兩位師生的關係在共同作品中繼續，課堂也從教學場所成了可以比較管理安排的研究現場。

2023 年與 Wei-Lin Chen、Tzu-Ting Yang 的課本研究，利用 1997 年國中課程改革、入學時間的界線及全國調查，檢驗臺灣歷史內容對身分認同的作用。讀新課本的人較可能有單一臺灣認同，臺灣獨立相關政治偏好卻未呈現同樣變化。³⁶學運時代留下的政治問題，在這份作品裡有另一種形式：教育會改變什麼，哪些認同與選擇不能視為同一回事。

另一些題目需要離開行政紀錄，進入人主動留下的網路軌跡。2021 年與 Keng-Chi Chang、Chun-Fang Chiang 的 Facebook 研究，用按讚關係估計政治人物、媒體和使用者的意識形態，再分析 2016 年美國選舉。方法重建了川普贏選舉人團、希拉蕊贏普選票的方向，但民調對實際得票率通常有較小誤差。³⁷三人也留下匿名處理、重現途徑及共同貢獻說明。新材料能回答新的問題，並未使所有舊測量失效。

2026 年，他又參與 Brent Simpson、Kimmo Eriksson 等人的大型規範合作，用九十個社會、逾二萬五千人的資料，比較爭吵、笑、親吻等日常行為如何受到在場者及地位影響。³⁸這個工作世界已超出臺灣單一制度，進入不同社會共同設計與測量的合作。行政資料、網路資料與跨文化調查各有生成條件；這些團隊也使他的研究能進入不同於早年公司及犯罪統計的生活場合。

九、從自己的研究與學生，走進公共研究體制

2020 至 2022 年，林明仁任科技部及改制後國科會人文社會研究主管；2023 年四月至 2024 年五月任國科會科技辦公室副執行秘書。^{39, 40}系主任之後的行政位置，使他面對的對象由一個系，擴大到不同學門與科技政策。

在教育部 XPlorer 訪談裡，他把語言、數學與資料科學連到「說故事」：不只運算，還要解讀事件、趨勢與因果。他以臺大經濟系降低必修、讓學生探索為例，也承認探索需要教師引導，基礎課不能都照同一種開放方式設計。談疫情後教學時，他將線上課程的壓力連到學院整合教師、尋找資源的責任，以及不同家庭設備造成的學習差距。⁴¹這裡的問題已從自己願不願意多花時間，走到機構能否讓更多老師和學生取得餘裕。

碳費費率審議會也列他為學者專家，與政府部門、產業團體、環境組織及其他專業者共同參與。⁴²經濟學在這種位置上要進入協商；一篇論文可以選擇聚焦一個關係，政策場合則有彼此不同的需求與責任。

這份職業依靠大學與公共研究體制維持。2026 年兒童障礙論文列出衛福資料科學中心、研究助理、國科會計畫及其他學術支持；資料也不能由作者任意公開分享。⁴³他能做出的證據，依賴醫療及社福工作留下紀錄，依賴制度允許連結使用，也依賴合作者與助研把漫長的人生事件整理成可分析的材料。這些條件同時提供能力與限制。

十、把複雜問題說給更多人，也繼續回到勞動

林明仁的公共語言並不只來自自己的論文。2024 年為沈恩回憶錄寫導讀，他把數學、哲學與公共關懷放在同一段學術形成裡，也回到「失蹤女性」。他尤其注意老師與學生可以相互啟發，又在重要問題上不同意。⁴⁴這是他選擇閱讀、向公眾介紹的一種學者形象：專業化不必將人的經驗與倫理問題排除在外。

2023 年《權力與進步》導讀，則由馮內果與希臘神話進入技術問題，分開自動化替代任務、生產力提高與新工作的產生。他關心的，是誰能選擇技術的方向、誰取得利益，以及誰失去機會。⁴⁵文學在這裡幫他打開問題，經濟學仍要把不同後果分清楚。

這個分配問題，也回到他持續的企業與勞動研究。2026 年與 Yi-Ting Wang、Sung-Ju Wu 的論文，研究臺灣 2001 年放寬一百二十二項電子產品赴中國生產後，企業與國內原有員工如何調整。團隊以配對的差異中之差異方法，比較受政策影響與未受影響者；員工後來較可能轉職、受雇年數較少、薪資較低，但原本薪資最高的一群受影響較小。⁴⁶從早年一家公司內部的報酬，到兩岸生產網絡裡不同員工的機會，勞動仍是他的問題，只是組織邊界已經擴大。

2025 年得獎自述裡，他將自己的目標說成：找出有趣或重要的問題，用有效的識別策略，讓理論與資料能在因果上相互約束。他特別提到生物、社會學、行政資料與資料科學，也感謝家庭、同儕、學生和社群。⁴⁷題目的擴張不是離開原來的職業，而是需要更多不同專業的人，共同把問題做得可檢查。

林明仁從父親身上看見的，是學生的處境仍可能被改變；學運現場的質問，則要求他回答制度改變的後果。往後的資料工作把這些關切拆成不同尺度：職位、出生、照顧、求助與跨代關係。它不替每個人的人生作預測，也無法涵蓋所有未被正式記錄的人。這份實踐的意義，在於讓原本被稱為私人或自然的遭遇，有機會成為可以追問公共責任的問題。

注釋與資料

資料核對至 2026 年 10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