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桐豪

臺南的閱讀，與離開臺南以後的城市

2022年和另外兩位臺南小說家回答地方問卷時，李桐豪記得母親帶他去金萬字書店找課本，老家藏書也有店裡的印章。回臺南時，他仍喜歡逛舊書店、看二輪電影。¹⁰

小時候，他搭一小時公車補作文；許正平是作文班鄰座。國中讀私校，背書出錯會挨打。¹¹

父親是鐵工廠老闆，後來成為他旅行散文裡回望的家人。¹²成年後，室友留下的貓狗由他照顧；2022年受訪時，他仍把長年共處的動物稱作室友。¹³

可以在作品中反覆確認的，是這套閱讀沒有建立純文學與通俗文化的牢固界線。小說裡的生活用品和電影、政治訪問裡的武俠人物、旅行裡的典故，不只是證明作者博學的裝飾：它們是使陌生情境迅速變得可感的工具。到2026年，他仍把《蘋果日報》、金庸、倪匡、黃山料等放進自己語感的來源。這份跨媒介清單，比「自幼熱愛文學」更能解釋其後的敘事實際如何運作：作品既預設讀者會讀句子，也預設讀者看過電視、電影，生活在廣告與新聞標題裡。¹⁴

離開臺南之後，他讀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在電影社和朋友湊錢買柏格曼、楚浮的錄影帶。^{15, 16}

2022年新書發表會上，他回憶自己的「遠方」最初就是臺北：去看金馬影展、逛唱片行，百老匯原聲帶又使他想去紐約，《春光乍洩》則把想像帶往更遠處。地理上的移動，先由一個南部青年想接近的電影、音樂與都市生活發動；出了國，才有另一些地方成為遠方。¹⁷

大四的通信，與恆春的軍旅

大四在椰林風情BBS寫《春光乍洩》心得，他收到陌生人的回信，後來才認識對方是小說家林俊頴。戲劇研究所未考上，他去恆春海巡服役；回憶提到1999跨2000年的年夜。¹⁸

在軍中，他給朋友與戀人寫信，站哨時替學長講小說。與林俊頴久未聯絡後，採訪朱家姐妹的旁訪又讓兩人恢復往來。¹⁹這份網路開始的友誼，在讀寫與工作之間持續：年輕時找到一個願意回信的人，後來則透過工作重新接近他。

早期的文字工作，與網路上的「對我說髒話」

退伍後，他做殯葬資訊網站編輯，也短暫寫房地產文案。²⁰會寫字首先是找工作、付房租的技能；寫出自己的書，還不是唯一的謀生辦法。

他在明日報新聞台、後來的PChome寫「對我說髒話」；2022年受訪時，還記得自己刻意整點發文。帳號取名也想猛烈些。²¹發表時刻和招呼讀者的方式，都列入他的安排，不只考慮一篇文章的句子；但這些自述還不足以還原當年平台的推薦規則。

「對我說髒話」後來也成為Facebook頁面的名稱，早期發表與後來採訪稿有了同一個對外入口。²²平台和發表形式會變，讀者則能循這個名字找到他。

回到出版工作後，李桐豪也開始寫旅行書。他在2022年說，《絲路分手旅行》原是示範一本以個人心情為主的旅行書，用來說服出版社做系列。作者工作與出版社的企畫工作，在此交會；自己的稿件先得回答編輯如何向別人說明一本書的問題。²³

2002年去上海：編輯暫停，學生生活重新開始

2002年8月底，他收到復旦新聞學院入學通知，開學已不到十天。交接出版社工作、退租、打包、告知家人，以及和情人分手，都擠在其中；這是他2013年的親筆回憶。²⁴

他在上海約三年，讀傳播學碩士，住宿舍、騎腳踏車。^{25, 26}同學的演說和考試準備令他驚訝；校園網路、書攤和便宜光碟，讓書、音樂、電影變得容易取得，其中不少未經授權。他既有對課堂的不耐，也有課外吸收的樂趣。²⁷

從出版社進入學生宿舍，他也把時間放在課程之外的觀看與閱讀。讀者不能據此把三年研究所簡化成「為進新聞業作準備」；在他自己的回憶裡，享受與困惑都還留著，並沒有事先完成職業選擇。

2003年SARS期間，校方禁止離開上海，進出校園要帶證件；他記得同學商量返臺，也記得畢業時繁複的表格。²⁸這是他認識中國的生活階段，不能只用後來旅行書裡的上海風景代替：住進一個地方，會遇到觀光行程之外的課程、同學和行政規則。

2004—2005：上海與絲路的兩本旅行書

在上海求學期間，他的第一本書已經出版。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的CiNii館藏記錄《綁架張愛玲：一人份上海文學旅遊建議》由胡桃木文化於2004年2月出版，初版251頁。書目介紹將城市與文學閱讀並置，以張愛玲為上海的引線，也把其他作家和城市相聯繫。這本早期作品讓讀者看見，他在成為付薪旅行記者之前，就已試著把讀書、城市步行與個人觀看編成一本可供別人使用的書。^{29, 30}

《絲路分手旅行》於2005年出版，是旅行寫作的重要起點，但不是他的首部著作。早期書評把初版日期記為8月1日；2022年《VERSE》回顧則寫9月，本文僅採年份。兩個來源一致指向當年，而《VERSE》記錄它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美好生活書的肯定。工頭堅與李金蓮在這段接受史中出現，呈現編輯、書評與旅行閱讀圈如何把一部主觀性強的書介紹給讀者。^{31, 32}

這本書的敘事承諾，不是保證讀者照著走就能完成一趟行程。2007年一位讀者在信望愛網站留下的評論，一方面接受其旅行的個人聲音，一方面承認自己不熟悉反覆出現的金庸典故，因此不是處處都能讀得順暢。武俠迷可以在典故裡認出熟悉的聲音，另一位讀者卻可能需要停下來查。這是他用自己的閱讀記憶寫旅行所帶來的不同閱讀經驗。³³

書中的「林雅珍」由不同女性朋友組合而成，不能直接填寫作者的感情履歷。³⁴旅行散文中的敘述者與可驗證的本人，並非毫無間隙：行程、人物、笑話都經過安排，讀者仍得辨認各種材料的歸屬。

2022年回顧旅行寫作，他說自己由百科式介紹，走向表露意見，再學著與地方對話。³⁵寫作者對資訊、私人感受與當地人的安排，也在工作中逐漸調整。

出書和遠行之後，他仍在出版與新聞工作之間找一份可以長久做的職務。

《蘋果日報》的編輯日常

2005年，他編輯鄭進耀的《越貧窮越快樂》，寄書給董成瑜後獲《壹週刊》邀請，卻婉拒了。出版社倒閉，他才接下鄭進耀留下的《蘋果日報》娛樂編輯職缺。³⁶

新聞工作的薪水比出版高。³⁷但對文字有偏好的人，未必因此獲得自由寫作的職務。李桐豪在2019年的親筆序文，把娛樂編輯日常寫成下午兩點入公司、午夜離開：檢討當日錯誤，定版會議選新聞，再與美編討論照片和版面。品牌、明星身體數字與標題，都是日復一日的工作；「木瓜霞」也不只是個人筆名，而是整個單元共同扮演的八卦人格。³⁸

在那篇序文裡，他明確記下自己先做編輯、後做記者的先後，也沒有替早期娛樂新聞的性別眼光辯白：把女性身體當比較項目、把生活資訊改造成嘲弄，是他所描述的編輯室慣例。這是當事人的回顧，不代表每一位同事或每一篇文章都相同，卻足以說明文藝青年進入娛樂版之後，必須適應何種商品與讀者想像。³⁹

後來他把這套環境寫進小說。2016年9月在OKAPI連載的〈瘋狂辦公室〉第一回，以集體的「我們」觀看新進同事林雅珍，並讓新聞編輯的日常——處理圖片、改寫標題、會議和相互猜測——成為故事的動力。他把熟悉的交版勞動寫進虛構人物的關係裡。⁴⁰

連載中的同事一起看新人，也彼此猜測、嫉妒，敘述者並沒有站在辦公室外面。這讓小說保留了群體生活的尷尬：同一批人既要合作交版，又隨時替對方評分。熟悉這種場景的人可以辨認工作感，但它仍是經過安排的小說人物關係。⁴¹

2011與2013：新聞工作以外的小說

2011年，〈非殺人小說〉獲第七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二獎；2013年，〈養狗指南〉獲第九屆首獎。做新聞的這些年，他也持續寫小說並投稿，並未等到人物報導或長篇書籍受到注意後才開始。2024年《自由時報》的回顧，記下評審對都市感、節奏、細節與不完美生活的討論，可作為當時制度如何辨認其作品的證據。⁴²

2011年的得獎感言，把參賽與父親化療、希望父母開心連在一起；後來出版頁也收入這段文字。^{43, 44}

那次得獎的作者簡介還保留了另一個李桐豪：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的救生員與游泳教練。2020年他在香港刊物的自介仍列救生教練；2024年的親筆文章則寫到下班後去青年公園的戶外泳池。救生工作並未公布持續的授課與收入資料，但游泳長期留在他的生活裡。^{45, 46, 47}

公開試閱裡，出版社與報社編輯的夫妻在錯開的作息裡生活；醫院、住宅與日常物品成為懷疑的線索。冷知識和物品使關係看似可以被推理，也使推理暴露偏差。這是對試閱的閱讀，不把影集情節倒推成原作。⁴⁸

〈養狗指南〉則提供另一種尺度。鏡好聽2022年「文學瞎聊」的節目文字，由楊佳嫻、蔡孟哲討論一段男性伴侶關係如何透過養狗、改名、照顧與指令顯出控制。照顧動物的指令也變成兩人控制與爭執的語言。兩篇小說選用的日常線索不同。⁴⁹

2015年冬季，臺灣筆會英文期刊第175期刊出〈養狗指南〉的英譯，譯者為李文肇（Chris Wen-chao Li），英文題名為 Caring for Dogs: A Primer，作者名作Lee Tong Hung。他的小說因此在赴波蘭文學節之前，已透過譯者與文學期刊進入英語閱讀。⁵⁰

從出差的旅行者，到要把人問出來的記者

《壹週刊》的旅行職務讓原本喜歡遠行的人有了雇主支持。⁵¹他在2022年回顧那段日子，提到身體好、父母尚壯年。⁵²不同自述把任職期說成六七年或八年，不能補造精確起訖。^{53, 54}

2023年的講座紀錄更交代這份工作的速度：有時在下一程飛機上寫上一程的稿，旅行未必總有遊興，空檔卻讓他讀完平常不易讀下去的書。這是工作者本人對節奏的說法；他獲得的不只是機票，也是一段在趕稿、等待與獨處之間度過的生活。⁵⁵

2022年在中央社節目的文字介紹中，他更直接說，自己喜歡的不全是旅行，而是旅行記者的生活狀態：一個人在異地旅館，時差減少聯絡，便有較多空間面對自己。工作提供移動，也讓內向的他可以暫時離開熟悉的人際場合。⁵⁶

攝影同事也會改變他的採訪方式。2022年發表會上，他說有攝影隨行時，自己較能注意人們的聊天與爭吵；沒有攝影，得自己拍照，文章就會多些顏色、形狀。⁵⁷同行者做的工作，實際改變記者在同一個地方把注意力放在哪裡。

這份工作也帶著服務資訊的要求。旅行報導需要介紹地方、店家與行程，文學性的片段未必是編輯台最需要的產物。到了2019年，李桐豪訪問安德魯・西恩・格里爾時，親自寫下對旅行環境變化的感受：旅行資訊從《Lonely Planet》移向Tripadvisor，品牌與平台使異地愈來愈相似，網紅與YouTube又重新排列旅人的注意力。這是他對自己工作世界的判斷，不是關於全球旅行業的完整統計。⁵⁸

在這個判斷裡，「沒有人這樣寫過」比「我到過多少國」重要。當實用資訊大量可搜尋、可評分、可模仿時，報導者仍需要提供搜尋結果無法自動產生的遭遇。2019年的文章把他的旅行回憶與對格里爾的提問並置：中年、母親、地點與文學如何互相改變。受訪作家的回答是格里爾的經驗，不能移作李桐豪的自述；李的問題與前言本身，才是此處用來判讀他的材料。⁵⁹

在日本出差時受指派訪問吉田修一，稿件獲編輯喜愛，是他回顧轉向人物寫作的一個起點。⁶⁰

但這也是職位與待遇的變化。BIOS訪問記錄，董成瑜因組織調整，把他由旅行組調任人物組主管，加薪伴隨自由減少。⁶¹一個好稿件如何被看見，和主管職為何出現，是兩種材料各自能說明的事情；目前不能把它們排成有精確日期、單一原因的升遷故事，也不把當年主管職推定為2026現職。

2024年回顧時，他說進人物組三四個月後，董成瑜去寫劇本；留下的訓練，是至少訪問五位相關者。⁶²旁訪不是補幾句好話，而是讓一個人的自我敘述遇到其他角度：親友、工作伙伴與不喜歡他的人，可能各自保有不同的故事。編輯在這裡介入資料如何被取得，不只改最後的句子。

2014—2018：開始寫選舉，也學著理解自己不熟悉的人

李桐豪在2024年親筆文章裡把第一次選舉人物採訪定位於2014年的連勝文。網路上已經充滿標籤，現場卻還有行程、支持者、衣著與讓他不舒服或困惑的細節。他沒有宣稱親眼看過就能洗清一切，也沒有把所有矛盾交給立場解決。實際的工作是在既成符號和現場人物之間，找出可以被寫、又不只是重複口號的部分。⁶³

到了2018年丁守中競選之夜，他的回憶包括等待結果、預寫稿件與熬夜的記者。這類場景讓人物訪問脫離「兩人坐下來說心裡話」的想像。選舉文章要在變動的結果與截稿時間裡完成；人物的情緒和記者的勞動同時發生。李桐豪把落敗寫成可感的經驗，也借武俠敘事理解人物在大局裡的處境。他以這套熟悉的小說語言，整理現場所見的失落。⁶⁴

2016年開始在OKAPI連載的辦公室小說，與2017年《鏡週刊》的〈我是一片雲〉可以相互參看。後者以電影評論者李幼鸚鵡鵪鶉為對象，寫他在戲院、傳真與社會運動記憶裡的存在。文章不是先列出生平，再加幾句訪問引語，而從記者如何等到人、如何理解眼前不易歸類的行為展開。解嚴三十年的時間背景，被放進一個人的身體、習慣與價值衝突裡。⁶⁵

這篇報導的署名也使個人作者之外的制度可見：文字李桐豪，攝影林俊耀，影音管佈霖，主播智偉。寫作不是在房間裡單獨完成所有呈現，人物報導在週刊裡和照片、影音、口述聲音一起生產。每種媒介都要選擇人物可以被看見的部位；文學化文字有作者風格，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編輯、同事與產品形式。⁶⁶

2024年《迷誠品》採訪他時，他從記者衣著與遲到作的猜測，當場被對方糾正。他也用2016年王金平制式答話的例子，說明如何改寫說話姿態。⁶⁷這兩個場景提醒讀者，記者的觀察和受訪者內心之間仍有距離。

人物訪問還有私人用途。2022年和工頭堅對談，他說喜歡訪問年長、有生活態度的人，想像自己幾年後會怎樣。⁶⁸這是中年記者自己的疑問，並非每次訪問都只為準備晚年；選擇人物時，新聞議題之外還有對生活方式的好奇。

2019—2020：接近人物的道路，會隨媒體權力改變

2019年8月與9月底至10月，他兩次赴香港採訪反送中運動。2020年在明周文化的親筆文章裡，他寫自己跟著即時新聞找採訪現場，住在灣仔，走過廣場、街道與催淚煙；同一個地方又使他想到張愛玲小說中的香港。上海早年的城市閱讀，到這裡遇上了他作為記者必須親身面對的街頭。文章中的文學聯想屬於他的觀看，真正改變當日行程的，則是集會、警察、路線與現場消息。⁶⁹

人物採訪的通道在政治領域尤其容易改變。2020年刊出的蔡英文文章，包含2018年春天在永和的訪問，也有記者對家庭角色與政治人格的聯想。這些聯想有時明白註記為「臆測」，應作為文風與立場的證據，而不是經過獨立查證的心理傳記。文章的立場與情感並未因它列入「人物報導」就消失。⁷⁰

《子彈與玫瑰》的2024年試閱又附加了後來的工作說明：李桐豪說，2020年競選時蔡英文較願意與網紅互動、平面媒體難以取得同樣直接接觸，他因此參加多場造勢，訪問幕僚與學者來寫人物。這把「好採訪靠親近當事人」修正成另一套實務：主要人物的門關上之後，記者仍可經現場與旁人建立文章。所謂媒體轉型，在此具體表現為誰能進門、誰得到回答，以及傳統記者必須補作哪些工作。⁷¹

2020年寫童仲彥的〈西門慶與賈寶玉〉，則把《金瓶梅》的西門慶與《紅樓夢》的賈寶玉，放到涉及家暴、性與政治失勢的人物前面。文章中的採訪有不同時間與場所，現場對話和過去公共爭議共同存在。文學比喻能使人物慾望被讀者感覺到，卻不能代替對暴力與權力的責任判斷。把人寫得複雜，並不需要把傷害寫得模糊；這是其「灰階」方法必須持續承受的檢驗。⁷²

董成瑜、房慧真與李桐豪同在人物採訪的工作世界裡，方法卻不完全相同。他在2024年把董的幽默比喻、房的緊咬追問與自己的做法分開談。⁷³同事關係既是訓練和可比較的作品，也是找到自己採訪尺度的日常背景；不能因為在同一個編輯室，就假定對受訪者有一致的價值判斷。

2022：《不在場證明》，以及旅行檔案的重新用途

2022年，《不在場證明》出版。書中重編《壹週刊》旅行稿，刪去服務性飲食資訊。⁷⁴但舊稿能否變成新書，先涉及權利。中央社記錄他在發表會上的說明：新經典總編輯葉美瑤多方奔走取回版權，才使作品得以集結；他也向當時身陷囹圄的黎智英致意。⁷⁵出版者在這裡不只是挑文章、排版，也要處理作者舊雇主與稿件的關係。

舊稿成書之後，讀者也改變了。《文訊》蕭義玲回想，自己原是在餐廳邊吃飯邊讀《壹週刊》旅行專欄，後來才買新書與舊書的再版。⁷⁶這個讀者的經驗，讓雜誌、網頁與成書的差別落在具體生活裡：週刊的幾頁可以陪一頓飯，書則把隔了十七年的不同作品放到同一張桌上。

中年以後，遠行有時縮成三五天。他在2023年講座裡描述短暫到京都，上午仍寫稿，下午散步、泡錢湯，週一回來上班。⁷⁷同一位工作者要在有限假期裡讓自己透氣，工作卻沒有因此停止；生活不必等完整騰空才開始改變。

這些安排又回到書和電影。他在2023年的旅行書單列索魯、布萊森、狄波頓等作者，不是一本景點攻略就能概括的閱讀。⁷⁸蕭義玲則特別讀出《不在場證明》裡和母親同遊東京的篇章：觀光團行程穿插小津與今村電影，母子的步伐和日常對答並不同步。這是書評對作品的閱讀，不據此補造家庭事件日期；但它讓旅行寫作容得下陪家人出門的尋常困難，而非永遠只留下單獨遠行的瀟灑。⁷⁹

同一年，在書展與另一位小說家對談

2019年訪問格里爾的文章，顯示李桐豪的海外文學工作不只由旅行組安排，也透過書展、出版社與作家的跨國流通成立。2022年臺北國際書展，他又主持強納森・法蘭岑的視訊對談，由錢佳緯現場口譯，後來由羅士庭翻譯完整文字。主持人在公開逐字文本裡問到寫作時間、修改、人物自主性、隱私與挪用真實人物等問題；提問圍繞作品拆出難題，再經翻譯使對話可供臺灣觀眾理解。^{80, 81}

這些對談要在不同語言、出版機構與讀者之間安排。這種工作同時用到讀者的興趣與記者的節奏：問題要夠準確，受訪者才可能提供超過新書介紹的回答；問題又不能只為證明主持人讀過多少書，而要讓當場觀眾跟得上。小說家的角色於是也回頭增加新聞與活動工作的專業資本。^{82, 83}

《紅房子》：委託如何變成研究，研究又如何受到限制

同年出版的《紅房子：圓山大飯店的當時與此刻》，使李桐豪從單次人物訪問進入一間機構的長期歷史。《Readmoo》訪問說，鏡文學接受的原始方向偏向可供改編的小說；李桐豪最後選擇非虛構，以十二萬字處理飯店與人。這個轉折不只改變文類，也改變他必須尋找的材料：虛構人物可以由作者安排命運，飯店員工、政治事件與建築史則不能。⁸⁴

飯店指定受訪者；寫了約十人後，他覺得回答相似，便讀聯合線上約三千則新聞，提問才逐漸順暢。這是他在《聯合文學》的回顧，並未說明是否取得名單外的採訪權限。⁸⁵在一場場禮貌的會面之前與之間查資料，讓問題有了具體的時間、事件和可追問之處。

《紅房子》的書目與公開目錄，讓其研究範圍可以被看見：從日治神社、戰後國家飯店、冷戰外交、艾森豪訪台，到美麗島事件、總統的理髮師與廚房、1995年火災，再到七十週年。飯店不是只作為建築地標被介紹，它同時是國家如何招待、篩選與安排來賓的空間，也是清潔、理髮、維修、烹調等工作反覆發生的地方。蔡錦堂、凌宗魁的推薦序，則使歷史研究與建築史的相鄰專業進入成書過程。⁸⁶

出版社公開的孔二小姐章節，可以觀察作者如何組裝材料：員工回憶、回憶錄、舊報紙與流言標記輪流進入；權力以具體的動作、服裝、隨從與空間要求呈現。他讓員工怎樣應付要求，成為章節裡可被看見的工作，而沒有只停在著名人物的軼聞。⁸⁷

他談嚴長壽的精彩故事時，也說批評不好寫太多；對象與限制者未明。⁸⁸這是委託寫作裡尚待更多材料釐清的邊界，不宜逕指為飯店審稿或雇主禁令。

有些故事來得太晚。他說杜月笙女兒在交稿後出現，所談孟小冬又與全書格局不合，因而未收入。⁸⁹已經聽到的好故事，也未必屬於眼前這一本書；他在這裡作的是關於篇幅、範圍和時機的選擇。

鏡文學翟翱的訪問將這項工作的集中時段記為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李桐豪最喜歡的受訪者之一，是替蔣經國與孔令偉理過髮的邱炎鍾；他到圓山商店街，坐下剪髮，同時讓師傅回想自己的工作。讀者後來在書裡遇到的，不只是總統或飯店董事，也有這種長年在一個位置做事的人。替對方整理回憶，使他能問到新聞名人受訪時常已準備好的說法之外的東西。⁹⁰

2023年1月31日，台北國際書展官方報導確認《紅房子》獲得書展大獎非小說首獎。李桐豪與編輯孫中文在書展談到舊資料、人物與八卦如何進入作品。這份機構委託因此也獲得非虛構出版獎項的辨認；作者與編輯在公開活動裡一起說明成書過程。⁹¹

2024：和同事一起寫政策的形成

接著出現的《時代如何轉了彎》，由張惠菁、吳錦勳與李桐豪合著。2024年鏡文學的新書活動說明，企畫以蔡英文八年執政為主題，訪問三十位政策相關者，分成九個領域；李桐豪負責年金改革與國防相關章節。他在紀州庵主持吳怡農的對談，新書因此又成為公共討論的組織工具。這裡的關係不是作者獨力採訪總統、寫出權威傳記，而是同一出版機構內的企畫、分工與訪問網路。^{92, 93}

從短篇人物進入政策脈絡，寫作者要處理不同尺度的時間。一次訪談中的停頓、一個隨身物件，足以構成好的開場；政策的形成卻涉及先前規劃、部門工作、衝突、折衷與遲遲未能實施的部分。章節可以保留故事性，仍需要受訪者說明自己在組織與制度裡做了什麼。鏡好聽張惠菁的節目簡介也把企畫定位為梳理九個領域的形成過程。本文未收聽該集完整音訊，亦未把出版說明當作所有政策成果的獨立審核。⁹⁴

作者的政治位置在這裡比灰階口號更明確。鏡文學的活動報導記錄他對蔡英文與台灣民主變化的肯定；出版企畫本身就選擇了八年執政作為理解時代的中心。對此最準確的評估不是責怪他沒有隱藏立場，而是讓立場與事實工作同時接受閱讀：他傾向哪一種理解，採訪哪些人來展開，哪些材料能夠讓讀者檢查他的結論。人物的複雜性，不表示作者在政治上無所選擇。⁹⁵

同一報導稱書籍一周內三刷、累計印量一萬四千冊。這個數字來自出版社活動資訊，表示印製與市場期待，並不等於銷售量，也不能推算三位作者的分潤或所得。李桐豪的職業結構可以從雇主、出版與作品改編看見；私人薪酬、版稅、授權費與合同條件則沒有足夠公開證據。⁹⁶

2024年的《非殺人小說》：舊短篇、新讀者與改編團隊

2024年1月，新經典把《非殺人小說》做成盒裝迷你書，收入達姆插畫與孫梓評對談。⁹⁷1月17日，同名八集影集上線，柯貞年執導、王小棣監製。⁹⁸原作獲獎已有十二年多；不同機構與專業者再次選擇作品，使它進入新的出版與影像形式。

出版社提供112頁規格與附件。⁹⁹從文學獎的短篇，變成可以單獨購買的商品，涉及編輯如何把讀者帶回作品，也涉及設計如何讓一篇不長的文字成為可以收藏、送人的物件；作者並不包辦這些工作。

鏡文學的官方業務頁將出版、鏡好聽、影視改編、版權代理與教學列在同一體系裡，也列出〈非殺人小說〉。該頁個別項目的製作狀態存在更新滯後，不能拿來判斷影集在2026年的當前進度；它比較適合說明機構如何設想作品在不同媒體之間流通。至於李桐豪擁有何種權利、收取多少改編費，公開資料沒有給出，本文不補猜。¹⁰⁰

原作與影集之間也必須留有距離。一段短篇的曖昧、冷知識與物件邏輯，進入八集戲劇，通常需要角色與事件的再組織。本文沒有完整比較八集分鏡與原文，因此不把電視劇的所有故事歸在李桐豪名下，也不評斷其改編忠實度。能夠確認的職業變化，是過去由文學獎識別的小規模虛構工作，此時取得了更廣泛的影視觀眾，而作者仍保留新聞職位。^{101, 102}

2024：社群、聲音，與《子彈與玫瑰》

二十年前從網路發表進入媒體工作的李桐豪，此時也在嘗試新的文字平台。2024年7月，他在自由副刊回顧自己使用Threads的第一年：試過短連載、日常笑話、摘錄訪問，回應常比自己期待少得多。他寫得很直接，去游泳時還會想到年度版稅結算，看見網紅合作的報酬又感到寫作者處境愈來愈窄。這篇文章沒有公布自己的收入，卻使「靠新聞薪資繼續寫小說」多出具體背景：他知道文字的市場位置在改變，也會在意自己寫的東西是否有人讀。¹⁰³

他並非一直擅長或願意應付平台互動。2010年加入Facebook後，私人帳號的朋友很少，後來粉絲頁主要保存採訪稿；到了Threads，參與陌生人的討論、處理錯讀和攻擊，又是另外一份情緒勞動。他會刪掉不願再爭論的貼文，也會回頭讀林俊頴、鯨向海，繼續游泳。這些反應沒有組成一套成功的自媒體攻略，但交代了他在新平台上如何過日子。¹⁰⁴

9月25日，鏡好聽推出由他主持的《談戀愛》。節目安排八種愛情經驗，讓受訪者以第一人稱敘述；羅毓嘉的遠距離伴侶關係、冏星人的無性戀身分等，屬於各自的生活。李桐豪此時把人物採訪帶入專門的聲音節目，實際製作另有羅筱薔與錄音師劉姿吟，並非由主持人獨力包辦。從週刊寫下別人的話，到讓受訪者以聲音出現，他仍然做接近人、整理故事的工作，卻要與新的製作同事合作。¹⁰⁵

2024年10月出版的《子彈與玫瑰》，把三十篇人物報道分為「光影」「筆桿」「廟堂」，使演員、導演、作家與政治人物在同一部書裡相遇。出版頁某處文案寫「31場」，而目錄、官方新聞與作者介紹均以三十篇為準，本文採後三者可相互檢查的數字。書名把相互牴觸的形象並置，也相當貼近李桐豪文章慣常用兩種力量拉扯人物的方式。^{106, 107}

他在《迷誠品》說，整理受訪者記憶的比喻，是後來自己找出的。¹⁰⁸作品集也給讀者一次回看分散文章的機會：不同人的迴避、習慣、慾望與語言，放在一起之後，可以辨認採訪者反覆使用的做法；不必假定他十年前已按三部結構安排每一篇訪問。

書籍版本也改變作品的聲與量。鏡文學說明，紙本有一般、簽名及限量封面版本，電子書另收蔡康永相關文章；有聲書由李桐豪朗讀自序，其他內容由曾紫庭擔任聲音演出。本文所讀為出版資料與節目文字，沒有聲稱聽過整部有聲書。可以確認的是，同一作者的報道被設計成多種消費與接受方式，讀者不必只在每周雜誌或搜尋引擎裡遇見它。^{109, 110}

鏡好聽2024年一集節目的文字介紹，還保存了一條有意味的讀者關係：製作人王子懿曾是「對我說髒話」的讀者，後來參與李桐豪的有聲書製作，錄音師為劉寶苓。舊平台的讀者並非只保留為抽象的流量；有人進入出版機構，成為新版本實際的生產者。王子懿對他早年文字的熟悉，此時成為兩人在製作中可以共享的經驗。¹¹¹

把人物寫作裝進書，也會改變讀者對作者的要求。新聞時效可以允許某些篇章只解釋當時；作品集放到十年尺度，讀者更容易問政治判斷是否偏向、訪談有沒有忽略被傷害者、文字好看是否遮蔽了求證。李桐豪強調人並非非黑即白，在書籍這種可反覆對照的容器裡，才更有機會受到逐篇檢驗。風格是一種資產，同時也是會被讀者拿來追問的承諾。^{112, 113, 114}

記者與作家的時間

李桐豪的工作並不以一間個人公司為中心，卻有一個可以辨認的結構。新聞機構提供薪資、採訪通道、編輯和同事；出版社選擇、委託與重新編輯作品；文學獎和書展賦予某些文字新的辨識；翻譯、影集與有聲製作又讓它們進入不同語言及讀者世界。作者在各處提供的能力有連續性，支付方式、時間要求和可用的敘事權利卻不相同。公開資料足以辨認這些關係，尚不足以把它們換算成個人收入比例。^{115, 116, 117, 118, 119}

這份職業給他的空間隨工作改變。做編輯、出差、寫人物、參與書籍與聲音製作，工作伙伴、交期和可以使用的材料也跟著變化。

新聞、委託書、作品改編與聲音製作，各有交期和合作對象。公開資料不足以重建他的每週行事曆。能看見的是，同一個人不斷交付不同形態的文字，並且仍保有全職新聞工作。

到2026年：小說的自由，與新聞工作的持續更新

2026年6月7日，他在波蘭「作家閱讀月」朗讀小說；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仍把新聞正職與私人小說並列，也提醒年輕記者別急著站隊，保有對人的好奇。¹²⁰這場國際活動增加了一個新的讀者場合，沒有使新聞職位從他的生活裡消失。

同年9月，《鏡週刊》發表他對湊佳苗的系列訪問。討論寫作時，他親自嘗試對方用不同口香糖口味轉換故事的習慣，再把實際感受帶回問題；關於手機、聲音與AI的提問，也來自當下寫作環境。他把閱讀、實際試做與臨場追問，用在這次新的訪問上。¹²¹

同一天刊出的陳昌遠報道，寫的是他的前同事離開記者工作、送外送、照顧家庭與重新面對寫作的過程。前同事的新生活，使他今天遇到的文字工作者有了另一種去路：二十年前帶來較好收入的新聞業，沒有讓所有人都留在同一份職業裡。李桐豪繼續採訪，也繼續遇見與自己相近、卻做出不同選擇的文字工作者。¹²²

2026年5月在卡羅維瓦利旅館讀林俊頴初稿，他又回想早年的通信，也坦言參加作家活動時仍懷疑自己夠不夠格。¹²³這種感受與他已完成的作品並存：眼前有新書、有活動，也仍有讀別人的稿、寫下一篇文章的日常。

可核對的時間與關係

下表用於交叉核對，不能取代上面的形成過程。沒有可靠年月的轉職與教育，不補造精確日期。

材料範圍與仍然無法確證的部分

本文交叉閱讀作者資料、館藏書目、當時與後來訪問、作者親筆文章、原始人物報道、小說連載與出版社試閱、官方書展報道、文學翻譯索引、出版活動與音訊節目的文字資料。原始報道與小說讓分析不只依賴作者回憶；回憶仍有用途，但其數字、先後與動機都按來源保留。對出版社文案、銷售宣傳與政治書活動，明確辨認了其機構位置。

公開資料可確認1975年生、淡江英文系、2002年進復旦傳播學碩士班；出生月日、學位授予日期、所有轉職月份、私人薪資、版稅與改編授權費仍未詳，亦無可獨立稽核的全部採訪名單及《紅房子》資料庫記錄。本文閱讀了《綁架張愛玲》的書目、《非殺人小說》與《紅房子》的公開試閱，未聲稱通讀所有成書；《談戀愛》及其他音訊資料均讀節目文字，未聆聽整集。2004年的館藏也校正了2005年「第一本書」的慣常說法。

注釋與主要文獻